199
2010年，《今日美国》（USA Today）报道，有两名研究人员，挑选了从中世纪至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以来，以《最后的晚餐》为题的52幅名画。他们以一种后现代特有的学术眼光，对比这些作品中的餐具大小和食物的份量。研究表明，宗教改革以来，画作中的食物份量，在明显增加。
研究人员说，这显明基督“道成肉身”的继续。表明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神学特征一样，就是基督的人性，越来越被置于信仰的中心。因此，“今生”的意义，在现代教会中的份量，也在明显增加。
虽然这样的观测，缺乏足够的逻辑链条。我们也可据此得到一个鲜活的细节，了解在当代教会中，耶稣越来越被视为一位“满足人的需要”的救主。
200
这也可以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为什么“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卷土重来，成为500年前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继续。
所谓“牛津运动”，就是不满宗教改革将基督的人性日益置于信仰生活的中心，而导致的信仰的个人化，对主观经历的高举，对教会释经传统与权威的藐视，及由此而来的宗派林立，良心滥用，和在崇拜、圣职、圣礼上的低教会观；从而在新教内部爆发的，一场回归天主教会的运动。
用一种幽默和自嘲的语气说，“牛津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反对在“最后的晚餐”上，食物份量逐渐增加的趋势。
201
在16世纪，“反宗教改革”的改革运动，是指天主教会在拒绝“因信称义”的福音同时，所爆发的一场有限的道德更新、教会改革、灵性复苏和宣教运动。历史学家，将之称为广义上的“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这场道德主义的复兴，虽然有限，效果却仍惊人。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的宣教激情和牺牲精神，在任何层面似乎都不亚于新教。事实上，必须承认，是“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而不是宗教改革的新教教会，是近代全球宣教运动的先锋。
正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编注），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编注）的先锋。
202
坊间的各种新教教会史，大概都充满了一种被主流历史学家诟病的“辉格党（Whig Party）人史观”。就是将新教主要塑造为受害者和历史主线，将天主教会主要塑造为加害人和历史的反动，而给予500年历史的一种框架性解释。
在某个意义上，我认同这一新教的史观，即“辉格党人史观”。因为恩典教义及其再发现的历史，当然是人类历史的主线。
但在另一个层面，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辉格党人史观”的确简化了历史。将恩典与功德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布满在历史画卷上的、错综复杂又惊心动魄的过程，过于“政治正确”地省略了。
203
因此，新教的教会史教科书，大多忽略了，去检讨从“反宗教改革”运动到“牛津运动”的这条线，与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到现代新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也大多忽略了，去检讨宗教改革运动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之后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于是，无论信徒，还是牧者，甚至包括很多学者，都难以解释和面对，既然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正确的，为什么与之针锋相对的天主教会，能够在500年间不减反增，守住了全球基督教世界的半壁江山？甚至，为什么美国的保守主义文化在很多方面，似乎正在从一个“新教国家”，退回一个“天主教国家”？
事实上，如果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撇开，光凭福音派（Evangelical）教会，根本不可能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右翼美国”。事实上，如果将最高法院中的天主教徒拿走，今天美国最高法院中就几乎不再有相信三一上帝的人了。
204
在19世纪后期，当“自由派神学”几乎统治了整个新教世界时，一场新的、在新教内部爆发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即“牛津运动”从英国产生。
令人感到尴尬和同样难以解释和面对的是，尽管“牛津运动”成为了对新教的自由派神学和食物份量逐渐加大的趋势的一次形式主义的回潮（因为他们主要的诉求与保守，是对一种旧的教会观下的崇拜礼仪的回归）。但一百年以来，这场新的“反宗教改革”的“归回罗马教会”的运动，却吸引了许多对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包括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没有一位20世纪的新教神学家对大学教育的影响，能够超过他。
包括《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J.R.R.Tolkien），和开创了现代诗歌与文学浪潮的先锋艾略特（T.S.Eliot），甚至在某个意义上，也包括了伟大的路易斯（C.S.Lewis），及对他影响至深的两位作家之一的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另一位就是托尔金）。
基本上，20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史，主要是由天主教作家，而不是由福音派作家谱成的。包括最近半个世纪两位重要的天主教作家，英国的戴维·洛奇（David Lodge）和美国的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没有一位新教作家，在对信仰与现代文化的反思与穿透力上，能超过他们。
我将这一场针对宗教改革后裔的“回归罗马教会”的运动，视为一场广义上的“牛津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包括对当代新教教会影响巨大的一大批天主教灵修作家，如卢云神父（Fr Henri J.M.Nouwen）等人。甚至，新教世界与天主教会的普世合一运动，事实上也是当代“回归罗马教会”的“牛津运动”的一部分。
205
虽然，一些“战斗的改革宗”和一大批愿为福音大发热心的“保守的福音派”，痛心疾首和气急败坏地指责这些“回归罗马教会”的迹象和乱象，恨不能把路易斯的名字和卢云神父的书，从基督徒的大脑中彻底抹去。我欣赏并认同他们的决绝。
然而，他们同样过于“政治正确”地简化了历史，简单的怒其不争，并不能促使新教世界，得到一个反思和检讨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对恩典与功德的历史进程，有更深入与同情的认识。
206
1994年，马可·诺尔（Mark Noll），这位惠顿大学的教授，写了本轰动一时的书，《福音派思想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里面说，福音派（Evangelical）思想的丑闻就是福音派根本没有思想。
卡尔·楚门（Carl Trueman）评论说，我不同意这句话。因为我认为，福音派思想的真正丑闻，是福音派思想中根本没有福音。
他引用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的话说，福音派学者往往只有在最罔顾福音的时候，才能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他们又如此地渴望获得学术界的尊重。
207
在我看来，“反宗教改革运动”，500年来，始终构成了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恩典与功德的角逐，应该在结论上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决绝；但在思想和历史中，又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复杂。
直到2007年，美国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简称ETS）的主席贝克威斯（Francis Beckwith），提出辞职，原因是他决定改信罗马天主教。这一“反宗教改革”的事件，使当代的“牛津运动”达到一个令仁匪夷所思的巅峰。
208
福音派思想的丑闻是没有思想。这是他们没有福音的结果，也是他们妥协福音的原因之一。
福音派思想的丑闻是没有福音。这是他们没有思想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没有思想的一个持续结果。
我们——我的意思是中国教会，正走在这条路上，只知道宗教改革的正确，不知道反宗教改革的险恶。只知道恩典的教义，不了解恩典的历史，这很容易使我们仅仅在一代人之后，就迅速地失去思想，也迅速地失去福音。
209
所以，500年后的史普罗（R.C.Sproul）说，这时代是福音的“危急存亡之秋”。在对局面的描述上，我认同他。但在面对现实的姿态上，我又认为他危言耸听。因为，史普罗所列出的危险，似乎都是“他们”的危险，就是那些与天主教在核心真理上混淆视听、眉来眼去之人的危险；而不是我们的危险。
然而，功德对恩典的修改和替代，是一场自古以来、直到基督再来的漫长战役。最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是恩典同样临到天主教会持守许多错误教导的基督徒社群中。在某个意义上，今天的天主教会，并不比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对恩典的一种功德化的理解上走得更远。
对一部分人，我们要坚持，他们都是错的。但对另一部分人，我们要强调，上帝的恩典，不间断地临到那些在基督身体中犯下认知上的大错的肢体。从利玛窦，到路易斯，到亨利·纽曼和卢云神父，基督都可以、也愿意藉着他们，教导我们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不肯仅仅将恩典，临到那些在智识上彻底反对功德的人们（就是我们？），这才是祂在历史上显出主权恩典的方式。这至少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个世界上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210
一个阶段性的小节：
关于福音，我相信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的认知是正确的。但我也同时相信，上帝并不因此而偏爱我们。
因此，我不同意史普罗（R.C.Sproul）的结论。福音没有因为不信之人而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是自认为正确的那一小群。
正确之人的危险总是在于，我们正确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和解释错误的地步。
正确的神学的危险总是在于，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正确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这就是神学正确之人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