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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怡 2007 年 2 月 8 日，柏林电影节揭幕。对二战的理解成为一个鲜红的主题。电影节主席克斯里克说，个人被孤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开始对英雄主义充满了新的企盼和诠释。这是指着伊斯特伍德的电影《硫磺岛的来信》说的。这位老牛仔一口气拍了两部关于硫磺岛的电影，另一部是《父辈的旗帜》。

庄子《内篇》的“逍遥游”，如果称之为中国文化在审美上达到的一个极致，也不算为过。但我看“逍遥”，却是庄子留给中国文化最致命的罪性之一。这说法也不矛盾，因为美学与政治学、以及美学与宗教，在这个族群的文化里从来就是断裂的。 譬如中国的文化观念里，“独善其身”作为一种托词，远远超过了“知行合一”的说服力。履践的精神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奢侈。“独善其身”是一种可怕的思想。

有人在电影里激动的说，当国旗换成绿色，自由依然遥不可及。英国导演肯·罗奇的这部政治电影，在今年 5 月染绿了金棕榈大奖。它的每一个镜头几乎都是绿色的。爱尔兰在 1921 年成立自由邦，它的三色国旗，绿色象征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古代凯尔特人的后裔，给这个世界带来音乐、诗歌和神秘主义。橙色代表新教徒的英格兰人，连位置也恰好，绿色是左派，橙色在右翼。

2006 年，韩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的一场戏。所谓《王的男人》，指的是“供笑献勤，以奉我辈”的戏子。台上出将入相，貌似风光。台下却是权势的仆役，也是陷在肉身中无力自拔的奴才。你不将你的嘴变成一座敞开的坟墓，就换不来钱粮把这张嘴喂足。 老话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好像世界是一场虚空。所以看戏就像作梦，有时催着它演完，有时舍不得醒来。一个人若是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在天堂里作王。

张氏电影的旨趣其实一以贯之。从《红高粱》到《黄金甲》，浓墨重彩，用圣经的一句话来概括，“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换成佛经的句子，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只是在 80 年代启蒙的光芒下，连情欲也光芒万丈。先在审美上被浪漫主义化，再被意识形态化。在那个年代，情欲成为自由的象征，使无数灵魂饥渴不已，无数主题亟待升华。

这部电影给了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我们，看见国家主义这一偶像的黄昏。1989 年的圣诞节，一位牧师在台湾一间教会讲道。有人递了张纸条上来，说“今天，罗马尼亚政权崩溃，齐奥塞斯库被十三名手下乱枪打死了”。1998 年的耶稣升天节，这位叫唐崇荣的印尼华人牧师，在雅加达的教会讲道。又有人递了纸条上来，说“苏哈托今天下台了”。唐牧师举起双手赞美，说“主耶稣啊，你上去，他下来。荣耀归给你”。

12 岁的男孩大卫，从二战后的保加利亚劳改营逃亡，穿越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去寻找母亲、自由、信仰和“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影片开头，大卫趁着停电半分钟，那一场紧张而静悄悄的越狱，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狱镜头。一个孩子非同寻常的逃亡，隐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看这部电影，是因为读到原著《我是大卫》的中译本。

以足球的逻辑说，所谓偷渡就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成功地造一次越位。桑地亚哥小时候从墨西哥偷渡美国，他心爱的足球滚落在铁丝网下。爸爸焦急地喊他：别管那只球。十年后，在进军欧洲杯的赛事中，足球被新秀桑地亚哥一脚踢飞，滚进龙门。 《一球成名》是为 2006 年世界杯量身订做的电影。银幕上的足球故事，往往比世界杯严重得多。或者说世界上的越位，远比世界杯惊心动魄。从足球到电影，从革命到信仰。

2007 年，获得艾美奖 6 项大奖的美国剧集《迷失》（Lost）播到了第三季。全世界大概数千万人和我一样，或出或入，或吃或喝，等着这个故事漫无止境地铺陈下去。我的表达略显夸张，我对这部剧集的爱慕如司马昭之心。人们牵挂一部漫长的韩剧，也许是牵挂一份曾经失丧或正在失丧的爱情，牵挂那些生命里的饶恕与成全。而我牵挂剧中的那个南太平洋小岛，却是牵挂那些坠机之后的灵魂。

安徒生童话，和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法国大革命，之间能有什么关系？ 我这样理解，童话总是革命的内在冲动，一个童话想从纸上落到现实，往往就非革命不可。不过法国电影《国王与小鸟》，可以看作对这一设问的动画版答复。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称它为“一部高雅、充满雄心、时而也给人以崇高感觉的作品”，也是我童年时代对电影的美好回忆之一。最近看见修复版的 DVD，又在家中重温了这部经典。

在青春期，我瞭解文革的主要方式，是发生某些事时偷看父母的反应。因为文革一直都写在他们的脸上。直到最近，母亲读一组反右的纪念文章，她腑内忧伤，心脏跳得太快，痛了好几天。父亲说，你要进得出，还要出得来。记得小时候门前都挂着一句“出入平安”。可进去了不安，出去了一样不安。意义一定是整全的，包括幸福与磨难，此岸与彼岸。意义不是残疾人，幸福也不等于“向后转，齐步走”。

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纪伯伦 久违的蒙面侠佐罗，叫我想起 2001 年的墨西哥。不是一个人蒙面，是整整一支军队蒙面，原扎巴塔族的游击队人人戴着黑头罩，和一大帮国际左翼名流如好莱坞导演奥利佛·斯通，法国的密特朗夫人等，一路进军到墨西哥市的宪法广场。一场维护印第安人权益、同时反抗全球化的浩大路演，不是电影里一对佐罗父子耍花枪，耍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