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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欣赏的当代诗人是成都的柏桦，他的诗看似没有烟尘，仿佛躲在六朝的最深处，像那首著名的《在清朝》。但他的诗恰恰真实感最强，在一个被贾彰柯闻出来有“兵荒马乱”味道的当代场景中，柏桦写下那些带着亡国气息和挽歌般悲哀的句子。

世人可能有一样的行为，如施舍一个乞儿。但心思意念却有万端。有一本希腊世界的“诸君王和统帅名言录”，记载了斯巴达统帅布拉西达斯的一件事。他捕到一只老鼠，被它咬了以后，就放掉了它。布拉西达斯认为，“如果这只老鼠确有保卫自己的勇气，它就应该得到自由”。他说，再没有比杀掉它更可鄙的事了。

影片《东京审判》，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甚至使我产生一个痛苦的念头，假如没有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或许也像纽伦堡审判一样，更加符合人类的自然正义。梅先生是法学界前辈，这部电影根据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书稿和回忆录改编。彼时境况，就连回忆录也写不下去，只留下了半部。

南非电影《黑帮暴徒》，是 2006 年国内唯一引进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原名“TSOTSI”，是对黑人帮会成员的一种称呼，电影改编自南非著名作家卡索尔的小说。感谢电影局更名为《救赎》，使影片的主题一目了然。

什么样的宇宙论，决定什么样的政治哲学。《骇客》之后，沃卓斯基兄弟的新作，是一部在恐怖主义议题上立场暧昧的《V 字仇杀队》。2006 年 2 月参展柏林电影节以后，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这部电影把英国史上一场著名的“火药阴谋案”，搬到了假想中的极权主义英国。

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中，颇有意味的一件事，是圣经中“巴别塔”的比喻曾被一再地提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掀起一个修筑纪念牌、纪念塔的浪潮。1919 年，列宁委托雕塑家塔特林，叫他设计一座高达 400 余米的十月革命纪念碑。塔特林在这一年底完成了图稿，命名为“第三国际纪念碑”。

几年前，我刚看沃卓斯基兄弟的《骇客帝国》三部曲，只觉它是一个揉合了东方奥秘思想的宇宙论。却没察觉它是古老的诺斯替主义的一个高科技版本。 诺斯替主义是公元二、三世纪出现的一种宗教，受东方哲学和基督信仰的双重影响。它的根本思想就是一种极端的二元论。

1601 年，莎士比亚与他的命运迎面相撞。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说，“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位伟大诗人出了什么事，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他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可怕的、震撼他生命的事。正是从 1601 年起，莎士比亚完全变成了另一个 人”。 莎士比亚的写作也全面转向悲剧。

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波兰的基耶夫洛夫斯基，还有谁呢，社会主义国家献给全世界几个屈指可数的电影大师。在遥远的“布拉格之春”，身为“捷克新浪潮”代表人物的福尔曼，见势不妙，在坦克的轰鸣中逃往了美国。 福尔曼的多数电影，构成了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场景。他一生经历了三个世界。

庄子《内篇》的“逍遥游”，如果称之为中国文化在审美上达到的一个极致，也不算为过。但我看“逍遥”，却是庄子留给中国文化最致命的罪性之一。这说法也不矛盾，因为美学与政治学、以及美学与宗教，在这个族群的文化里从来就是断裂的。

作者：王怡 2007 年 2 月 8 日，柏林电影节揭幕。对二战的理解成为一个鲜红的主题。电影节主席克斯里克说，个人被孤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开始对英雄主义充满了新的企盼和诠释。这是指着伊斯特伍德的电影《硫磺岛的来信》说的。

特伦斯·马利克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拍的是好莱坞罕见的“作者电影”。罕见到平均十年才拍一部。上一部《细细的红线（红色警戒）》，得到 20 世纪的最后一座金熊奖。这回的《新世界》又被称为真人版的《风中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