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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 ——《以赛亚书》63：9 这是我看过第三部描写卢旺达种族清洗的电影，也是最好的一部。2006 年 3月，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了全球首映。随后在 6 月的第九届上海电影节上，这部描写屠杀和信仰的电影，竟没有被任何一家中文媒体和娱记们提及。

2006 年 12 月，北京剧院推出歌剧版的狄更斯《圣诞颂歌》。1843 年，是狄更斯成年后一个最穷乏潦倒的年份，他提笔想出版一个圣诞故事，赚点钱摆脱破产的厄运。很难想象这样也能写出“人类史上第二个最伟大的圣诞故事”。狄更斯后来说，他在写作中不可抑制地“哭泣，大笑，又哭泣”。

齐家贞在墨尔本，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重庆人，又矮又慈爱。57 年后，父女两代经受牢狱，70 年代偷渡香港。走在澳洲最南端的海滩上，不少读者认出她，过来合影，说我读过《自由女神的眼泪》，这眼泪把淡水变成了海水。 我们一行，住在齐大姐和几位朋友家里。

一、 在加尔文主义神学与英美自由主义宪政之间，站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苏格兰。新教改革宗（加尔文宗）的自由观，是一种基于《圣经》启示的、国度和圣约之下的自由。凯利（Douglas F.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英语文学的鼻祖，王佐良先生称之为“欧洲俗文学中第一部杰作”。法学家冯象先生的译笔公认是最好的，冯先生译了这首诗后，又去译旧约圣经。就像当年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学家吴经熊一样，一个人以骈文，从希伯来文译《诗篇》。

800 年前的塞纳河畔，巴黎圣母院，一群工人小心翼翼地在石垛之间安放那扇著名的玫瑰花形的玻璃窗。光照在黑暗里，被分解为天国的色彩；其中一缕，按着一个亘古之前的意志，奔向左岸的绣针桥。一位法学院学生，在那里与人争辩十字军东征的事。他抬头看见被分解的光，感到昏眩。

82 岁的瓦伊达，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在 2000 年把终生荣誉奖给了他。柏林电影节拖到 2006 年，也向他颁出终生成就奖。谁又料想，风烛残年，他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今年的金熊奖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给他荣誉。

妻子偶尔会看姜丰的博客，这是当年大专辩论赛时代一位伶牙俐齿、口吐莲花的女辩手。十几年前在法学院，我也是个出言不逊的辩士。以至于和妻子吵架，也忍不住这样开头，“请对方辩手注意，你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可辩论有什么用啊，据说口齿越伶俐，离婚越快当。

有人说，互联网时代，福音以光速传到了地极。但看基甸的网络辩道文集，你可能有恰好相反的看见。正是互联网使人发觉，原来福音尚未传到地极。因为地极不单是一个空间概念。福音是向着灵魂去的，所以“地极”不是身体居住的地方，而是灵魂居住的地方。

日内瓦的主教堂外，有一座站立的塑像。脸瘦，胡子长，我以为是约翰·加尔文，于是斜靠着拍照留念。加尔文的清瘦，在历史伟人中是罕见的。他一天睡眠四、五个小时，精力像春天的雨水一般丰沛。29 岁写出不朽的巨著《基督教要义》，54 岁离世。

一年来，崛起和复兴成了两个最火热的词语。使我想起在澳大利亚国会，一位议员曾这样介绍他的同事，“胡锦涛主席访问我们时，他是国会里唯一把腰杆挺得笔直的人”。 或许这一幕，会让来自“长期落后挨打”民族的人士，滋长某种难以抑制的自豪感。“复兴”成为话题是一件好事，也有另外一层微妙的意思。

在奔跑的年代，怀念是件很艰难的事。小学同学的名字，通常会忘记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辈分，也记不确实。30年过去了，就连历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难免在民族的记忆里淡去。提起杨尚昆，已遥远得像古代人物；说起朱镕基，也像一个多年不上门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