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为这城求平安:王怡牧师、城市家庭教会与公开化使命
一、地震中的呼召:王怡的牧养生涯
1.1 这是天父的世界:启示录与最荣耀的职业
2008 年,秋雨之福团契已逐渐发展到教会规模。5 月 2 日,教会的退修会被宗教事务局以「涉嫌非法传教活动」名义冲击,主要负责同工被带走调查,圣经、诗本及其他财物被没收。四日后,教会发出公开声明,称将向国家宗教事务局申诉。除程序错误之外,他们也发现禁会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及《宗教事务条例》的立法旨意。5 月 11 日,教会开始为期二十天的禁食祷告。然而,次日发生了汶川大地震,这一事件成为王怡牧师生涯的转折点。
里氏 8 级的大地震袭击四川。王怡按手在他一岁的儿子身上祷告。他形容那是「我这一生最接近死亡的时候,但是我从来没有那样的平安」。1之后他走到街上,发现成都「就是一座难民营,整个城市所有的人都在恐惧之中」。2王怡出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作为基督徒他应当挺身而出,成为这座城市安慰的源头,于是他向手机中所有的联系人发出了安慰与祝福的信息。其中包括前来调查秋雨圣约教会的宗教事务局官员,其中一位甚至回信表达感谢。32008 年 12 月在加州举行的「Beyond 大会」上,他回忆说,地震之夜让他越来越清楚——基督徒的职分乃是「以神的话语治理这地」,而不是「有实际的权柄」。4因此他宣布辞去大学教职,表示自己已看见中国迫切需要健康的教会与传道人。5
地震亦标志着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的关键转折点。它成了若干城市家庭教会共同委身于一项以推动公共转化为目标之事工的契机。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动荡为家庭教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1980 年代,家庭教会经历了王怡所谓「基要主义之大复兴」——其发展大致沿着改革开放的轨迹,从乡村到城市。6其后,正如第一章所提及,1989 年屠杀所造成的虚无主义与价值真空,为知识分子归信基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许多在北京、上海、成都等一线城市出现的新兴教会,并不持守传统家庭教会中常见的政教分离主义观点。其成员「保留了早先改变中国社会的热忱,但如今乃是从教会的语境出发」,强调基督教应在国家与社会中产生公共影响。7于是,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在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追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8
1.2 公开化:灾难中浮现的家庭教会共同异象
尽管北京守望教会早在 2005 年便开始尝试注册登记,2008 年的地震在激发其公开化异象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却是无可否认的。用王怡的话说:「大地震把家庭教会整个从地下全部震到地面上来了。」9面对这场灾难,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基督徒,无论属于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涌入四川参与赈灾。先前隐藏的教会以慈善志愿者的身份出现,长期积累的社会动能骤然爆发。这「打破了政教关系原本微妙的平衡」,「促使政府对家庭教会问题重新审视、调研并试水」。10另一方面,那些愿意走出私人领域的家庭教会也建立了网络,打破各自的孤立,为中国家庭教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群体之主体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共同行动者意识在 2010 年得到进一步强化。为参加第三届洛桑福音会议(Third Lausanne Congress),许多家庭教会共同筹款,选派两百多位代表前往;然而最终他们几乎受阻,被禁止出境。11
这些自我认同为福音派的家庭教会,在各地联手推动公开化异象。其中许多教会加入了由北京守望教会发起的家庭教会登记运动,直接向各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意在三自及中国基督教协会(CCC)之外建立合法的宗教团体。若获成功,将开启一个先例,使教会活动得以摆脱「爱国监督」。不出意料,这些申请均遭驳回。习近平上台之后,宗教政策日趋紧缩,最终导致众多牧师与教会领袖被监禁或流亡。
二、福音主义与殉道:公开化家庭教会的自我认同
2.1 农村与城市家庭教会:一个传统抑或两个传统?
因其特殊的背景,1989 年之后于城市中兴起的知识分子教会引发了内部关于自我认同的辩论。它们与传统家庭教会有何关系?它们能否被视作「家庭教会」?抑或应被归类为新兴的「第三类教会」?12这些新兴的城市教会受新加尔文主义影响极深,关注政治议题与社会转化13——这与传统家庭教会过去的那种隐忍截然不同。王怡与许多参与公开化使命的城市教会领袖一起,致力于把城市教会的自我理解(重新)扎根于早期家庭教会的传统中。这不仅出于团结之力的实务考量,亦反映了他们重要的神学关怀。
与 1980 年代复兴的基要派教会有所不同,王怡称 1989 年后兴起的城市家庭教会为「福音派」。受海外华人福音派基督徒影响,特别是具有浓厚威斯敏斯特改革宗背景的华人神学家,包括华人神学教育家赵天恩和著名布道家唐崇荣,这些教会试图超越基要派的分离主义,履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1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王怡及许多与他持同一异象的基督徒而言,「基要派」(fundamentalist)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他们认为在严酷的宗教打压之下,基要派之特征帮助教会在信仰上守护并强化了自身的身份,使之免于被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同化;并通过乡村基层的努力,孕育出一个本土化信仰群体的基本形态与生命传统。15因此,福音派对王怡及与他持同一信念之教会领袖而言,并非一种新的信仰传统。它毋宁说被界定为基要派传统对一种新的社会处境所作的回应形式。这种连续性的意识如此强烈,以至于王怡有时直接以「新基要派」(neo-fundamentalist)一语作为「福音派」之同义词。16
王怡与同样推动公开化异象的牧师刘同苏,采用「生命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区分来阐释这一过渡。17正如刘同苏所言:
新兴城市教会的兴起,确实主要不是传统家庭教会宣教的结果。大多数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与传统家庭教会并无直接传承关系。然而,若深入生命本质来观察,便不难发现,家庭教会长达半个世纪的十字架道路,作为教会的根基与背景,已为城市家庭教会的生命定下了根本方向。它们尽管在外观上带有外国宣教士的痕迹,但其生命本质却完全承继了家庭教会的基本传统。18
尽管新旧家庭教会在神学来源及政教观点上存在差异,但二者都将十字架道路视为生命本质,使王怡与刘同苏都能够辨明他们的共同根基:殉道精神。他们指出,「『地下』与『非法』的状态,既反映了家庭教会兴起时代的外在社会条件」;但这也意味着,「脱离以往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后,『地下』与『非法』状态未必源于教会生命的本质,甚至可能与教会本质相悖」。19相反,「教会『殉道』的本质却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基督生命的永恒本质」。20他们非常推崇殉道,甚至宣告:「只要是天国的生命,必在世上『殉道』」;因此「不殉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21
对他们而言,殉道不仅是中国家庭教会生命的本质,也是整个大公教会的本质。从基要主义到福音主义的转变,以及公共化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家庭教会与大公教会传统之间的分裂危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中国家庭教会最大的弱点,就是它与大公教会及历代圣徒的传承割裂了。」22极权政府的压迫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列强入侵的近代中国历史中,「『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主题」,存在于「一切治国原则的基础」与「一切民族情结的深处」。23他们也承认,即使是家庭教会的早期领袖,如王明道和倪柝声,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民族主义的「焦虑症」。24正是宗教迫害的环境,使教会生命免于被这种民族主义毒害。一个坚持抵制对圣经、教义和教会管理的爱国监督,坚持聚集(即使是私下聚集)的传统家庭教会基督徒,已经将自己置于被主流社会逼迫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之中。在此期间,「世界对教会之逼迫帮助教会『牧养』基督徒;只要教会在聚会中圣化基督徒,世界便会迫使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得着圣化」。25
随着环境的改变,外部压力逐渐减弱,刘同苏与王怡相信,家庭教会传承的殉道应以一种不同的外在形式呈现:从基要派的「红色殉道」过渡为福音派的「白色殉道」。26尽管当代的逼迫已相对温和,与世界之间的张力或不至如罗马时代般紧张到流血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生命就因此更加稳固与安全。相反,世界对教会的攻击采取了「红豆汤的策略」——目标已从肉身转至灵魂;其威胁实则更大。27随着「边缘化的外人」这一标签逐渐被去除、基督徒像其他公民一样重返社会,仅仅依赖把会众守住所能达成的「牧养」效果也丧失了力量。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教会与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侵蚀了基督徒对殉道本质的认识。
2.2 「白色殉道」:建立教堂与登记
公开化异象由此成为城市家庭教会对教会殉道精神衰退的回应。在他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下,建立教堂与办理登记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依据 2005 年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所有宗教活动须在所谓「宗教活动场所」中进行,且只有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才可申请场所登记。28在实际操作上,由国家登记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与「中国基督教协会」(CCC)是仅有的合法新教宗教团体。这使得没有「爱国监督」的教会无法合法举行包括敬拜与讲道在内点宗教活动。因此,不在三自或基督教协会登记,而是直接以独立宗教组织名义在民政局登记,便成为当务之急。
与登记相关的是建立教堂建筑,这是公开化的核心关切所在:建立整体性的牧养体系。刘同苏与王怡认为,牧养不仅仅是「教导天国的普遍真理」,乃是「在整个基督徒生命中养育与维系一种天国的『生命形态』」。29教会的殉道本质乃是通过源于基督的共同体牧养关系得以传承:「牧养就是让人切实可行地活出基督的生命。牧养所传递的是那位活着的基督,是有血有肉的、活着的基督。」30这同时也是教会的集体殉道生命得以被个体传承的关键所在。
他们提出堂会与会堂这一对在华语基督教世界广为使用、含义却略带含混的概念,进一步阐释建立教堂对牧养群体的重要性。堂会乃地方教会实体的组织形式,成为「牧养关怀得以在教会中展开的结构」。31在他们看来,地方教会实体,即「实质可见的教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属于某个特定群体」,是「属灵生命的基本单位」,与上文提到的「整体基督徒生命」相对应。32
另一方面,会堂指的是堂会的「外在空间和形态」。33更具体地说,会堂是堂会的生活方式最自然、最合宜地展开的教堂建筑。王怡确认,基督教的会堂与犹太教的「synagogue」(中文亦常译为会堂)之间存在某种转化了的连续性。犹太群体由家庭发展为民族国家,并在被掳期间演变为分散的、跨国社群,犹太会堂便是在那时出现的。34然而,犹太人「绊倒在基督十字架上」,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再次回到了家庭,并通过宣教士「超越家庭建立了新的基督教会堂」。35犹太会堂的起源显示出:会堂的建立与王怡对民族主义之同质化社会想象的抵抗紧密相关。教堂建筑代表着社群的生活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向世界公开展现,这构成白色殉道的关键部分。《耶利米书》二十九章鼓励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盖造房屋,住在其中」(耶 29:5)、「为那城求平安」(耶 29:7),王怡引用这段经文并是以此为例,指出家庭教会面临同样的抉择时刻:是与世界分离,还是成为可见的社群?36如果后者对于维系教会牧养生命之本质至关重要,那么教堂建筑便应成为一种「社群生活方式的外在彰显」,这种生活方式既参与世界、又与世界有所区别。37它展现的是为地上之城巴比伦求平安的上帝子民社群。
建堂的异象无疑与政府的宗教管理议程直接冲突。但对于曾为法律学者的王而言,这是中国宪法保障的权利,也是为殉道的教会提供了一个与政府「对话」的契机。秋雨圣约教会于 2010 年在一处废弃的商业楼中购置了教会场所。他们的策略是向政府公开教会的活动与一切运作,并且只要他们认为不违背福音和圣经教导,就尽可能充分地与政府政策合作,例如提供崇拜参加者名单、不接受外国经济援助。38张彦(Ian Johnson) 记载,秋雨圣约教会最初买下场所后,公安禁止教会成员进入该楼。因此他们在户外公开敬拜了数周。最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当局让步,允许教会进入该楼。在随后的几年里导致了一幕奇特的景象:数百名非法教会的成员一同敬拜,而背后一群国家安全人员监视着他们,随时准备制止任何明显的反政府言论。39然而,随着习近平日益严苛的宗教管控以及 2017 年《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版的颁布,这种微妙的平衡逐渐被侵蚀。40自 2018 年起,主要的公开家庭教会相继被取缔、强制关闭。秋雨圣约教会的数百位成员于 2018 年 12 月 9 日被捕,次年年底,王怡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三、福音派家庭教会面临的双重批评
这些自称为福音派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教会,试图在基要派教会传统与公民权利运动之间建立联系。如同许多雄心勃勃的开拓性尝试一样,他们在探索过程中遭遇既有模式的挑战。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传统基要派家庭教会较强的分离主义冲动,二是汉语神学群体所追求的概念性适应策略。对于前者而言,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可能表现出过于强烈的社会动机。长期浸润在分离主义环境中的传统家庭教会成员,难免担忧这些基督教异议人士浓厚的政治关怀已逾越信仰界限,甚至会给教会带来无妄之灾。另一方面,继承早期中国自由派神学家与文化基督徒「基督教中国化」关注的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型汉语神学圈人士,则忧虑其亲美倾向与对中国文化的敌意。他们认为这些特质有损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多元性与处境化发展。本章将深入考察并对比这两种批判进路,进而揭示王怡教会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诠释性混乱。
3.1 君士坦丁式的家庭教会?
延续此前关于教会类型的讨论,将城市知识分子教会称为「第三类教会」的命名源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一些城市家庭教会使用这一标签以强调其更高度的公共参与;另一方面,某些基要派教会援引此标签,以与他们所认为偏离了分离主义实践之教会划清界限。尽管意图不同,两种用法都预设了教会生命的不连续性,否认了联结城市与农村家庭教会的共同传统。基要派家庭教会模式的支持者赵文娟在其文章《在当代中国作新教教会》中,把都市知识分子教会称为「激进新教家庭教会」,以区别于传统的「保守新教家庭教会」。41这两种家庭教会体系,连同官方注册教会,构成了赵对中国教会类型分类的三个主要类型。根据她的评估,新教保守教会最符合保罗和侯活士对「教会」的理解。42与之对照,其他两类教会则分别以不同方式陷入了君士坦丁主义。
赵对激进家庭教会的描绘,主要基于余杰对政教关系的论述,并辅以王怡、刘同苏等其他自由保守派基督徒的理论,从而综合呈现这一阵营的神学立场。她认为此阵营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版本,将基督教视为「民主、人权与建设民主国家的资源」。43她准确地捕捉到了与那些知识分子基督教信仰中交织「全盘西化」或「全盘美国化」信念。44这把激进家庭教会引向了侯活士所忧虑的那种美国化基督教——即假设「美国教会的首要社会任务乃为美国民主背书」,「在此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为那些摧毁教会的道德预设背书」。45这种基督教所承载的破坏性预设包括「美国社会中尚存之奴隶制遗产」、「呼吁公民为捍卫国家而杀人」,以及最令人担忧的试探则是「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并寻求国家赋予教会的特权」,即君士坦丁式基督教。46
鉴于爱国主义在三自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之身份认同中的核心地位,它们的君士坦丁式特征不必赘述。赵文娟的洞见乃在于:她观察到激进家庭教会可能也走上了它们所抵抗者的同一条路。她引证一位代表性的早期中国自由派神学家与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奠基者赵紫宸之的观点以阐明此点。尽管赵紫宸采取的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自进路,而激进家庭教会则深受赵天恩之威斯敏斯特新加尔文主义影响,并追求「三化异象」47,二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前者「之观点代表了新教激进神学思想关于如何透过基督教原则建构文化或赋予中国社会以道德基调的思想模式」。48但在赵文娟之侯活士视角下,二者皆对教会具有破坏性。她声称:
对侯活士而言,教会必须拒绝参与地上的政治秩序,因为作为另类城邦(alternative polis),它「并不拥有一种社会战略;教会本身就是社会战略」。……与此相反,激进新教家庭教会要看见这一点是有挑战性的,这也解释了它何以近年寻求归正传统之神学资源,为基督徒参与世俗政治背书。49
她对激进家庭教会的批判呼应了约翰·尤德(John Howard Yoder)教会类型学中对「行动主义教会」(activist church)的批判——也即侯活士在《异乡客:基督徒的拓荒生活》(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中所援引的批判。50对他们而言,行动主义教会聚焦于社会改革,而非教会改革。它常预设一种必胜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公义最终必会获胜;而教会乃通过参与这一胜利之过程(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来见证神之荣耀。51此一进路严重的问题在于:「行动主义教会似乎缺乏从神学角度独立审判历史的洞见。其政治立场,不过是一种披上宗教光环的自由主义」。52
这种必胜主义的论调在现代中国政治改革倡导者中颇为盛行。在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威胁的刺激下,中国开始谱写一部名为「救国」的民族交响曲。20世纪初,「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之间的张力,以对立的方式构成了两个主题乐章的核心。20世纪末右派与左派的冲突,则为这两个乐章的对立和声增添了一段起伏的变奏。救国的潜在主题必然意味着一种必胜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其标准是「谁能成功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型与民族复兴」。这种思维也渗透到对基督教的理解中,为这两个变奏增添了宗教点缀:一个致力于将基督教慈善精神处境化,使其与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容,甚至受其督导;另一个则追求移植清教主义,将其作为「美国秩序根源」之一。53
因此,赵文娟相信:从侯活士教会论的角度看,激进家庭教会「以『和平』、『公义』、『人权』、『民主』等口号」54强烈呼吁社会改革,已经损害了教会理解这些口号所需的「诠释技巧和真实认知」,即需要以「耶稣的生与死作为决定世界状态的关键」来审视这些口号的含义。55相反,保守家庭教会坚持其「政治静默主义」56,活出了作为另类城邦的群体生活,因而「保留了真正理解世界本质、跟从耶稣而不参与世界之技艺与能力」。57
如前所述,赵文娟对激进教会的攻击集中于余杰。后者的密友王怡也由此面对同样的审视与批判。58赵文娟援引王怡 2015 年所起草、作为秋雨圣约教会就教会与政治、文化、国家关系所发表立场之宣言的重要文件——〈九十五条〉。59她主张,该文件清楚地展示了王怡与秋雨圣约教会想要「带着自身议程参与世界」、「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内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意图。60在同一脚注中她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她对王怡之基督教信仰与宪政主义关系之看法:
王怡指出:「基督教可以带来民主与人权,……但福音并不在于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推动自由与民主。」然而,他参与这些议题的策略,已经从世俗预设转向了新教徒预设。例如,王怡仍持续推进其宪政主义;他对宪政主义观念唯一的改动,乃是把它命名为新教徒基督教宪政主义。61
她的疑问可总结如下:王怡与秋雨圣约教会的公共实践,是否仅仅是在追求一种基督教版本的保守宪政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有理由质疑:教会如此关注民主化与自由政治改革,是否只是为了将中国变成另一个美国——一个主要依靠战争作为仪式来维持自身和平的世俗城邦?62赵文娟准确地意识到侯活士神学对中国右翼知识分子教会所具有的潜在批判力量。柏雨成也表达了类似的关切(虽不是用侯活士的语言)。他声称:尽管王怡的职业转变把「加尔文主义」与「中国家庭教会的异见传统」引入了他的思想,但「自由主义的遗产」仍「浸润并塑造了他的社会观」63;它「影响了他对基督教公共见证的看法,也导致了他对市场资本主义和美国基督教右翼常常抱有浪漫化道观点」。64
然而,这一批判进路把王怡与秋雨圣约教会的公共异象整齐地放进以余杰为代表的右翼基督徒之自由主义框架,其可能的瑕疵在于:它未考虑自由保守阵营与追求公开化的教会之间的张力。这就为人留下了一个疑问的空间:约德-侯活士式批判是否如赵文娟所运用的那样适用于此一案例?曹荣锦(Alexander Chow)的分析与赵文娟把城市家庭教会基督徒一概而论的类型学不同,他对王怡立场的复杂性以及城市家庭教会成员之间的重要差异更为敏锐。65他在城市家庭教会的政教关系中区分出加尔文主义的两种主要模式:「维权」与「对话」。66前者契合赵文娟对激进家庭教会的描述。王怡与其他右翼知识分子(如余杰)被列为该模式的代表。据曹荣锦所言,此模式之倡导者普遍主张「加尔文清教徒视野在同时追求宪政体制与一种超越权能上的优越性」,并「视『福音化文化』为创造一座中国『日内瓦』、彻底改变中国与中国社会之更宏伟异象的一部分」。67
另一方面,以北京守望教会之公开化异象为代表的后一种模式,则积极寻求与国家「建设性的对话」。68它相信,「教会应与公民政府保持一种更积极的关系,但又不像三自那样妥协福音」。69曹荣锦也提到维权基督徒范亚峰对守望教会的批评,以凸显两种进路之间的张力。在守望教会因其购置之空间因政治压力而无法使用、不得不重返户外敬拜后,范亚峰建议守望「正确地放弃其建设性对话进路,发起公开礼拜——守望教会的成员现在必须被描述为维权活动家」。70对范亚峰而言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71但只要守望教会继续坚持建立教堂与登记,范亚峰所盼望的「浪子回头」就并没有发生。「维权」与「对话」两条进路在合作中维系着张力。
曹荣锦不仅正确地指出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不能简单地被纳入维权模式之中,并隐然展示出王怡在两种模式之间的模糊立场。尽管王怡明显被定位于维权阵营之内,但与范亚峰不同,他被刻画为基督徒维权知识分子中对守望模式对话持同情态度的代表。72然而细心的读者或许已从王怡关于「公开化」与「教会生命本质」的论述中注意到,他对对话方式的认可远不止于同情。我将在下一章回到这个问题,这将使我们看到英语世界对王氏研究的一个主要盲点。现在我们转向汉语神学圈内的批评声音。他们不是指责王怡偏离基要派传统,而是批评他过于基要派。
3.2 「反文化」的教会?
司马懿(Chloë Starr)对秋雨圣约教会之〈九十五条〉的研究尤为出色。73与多数把王怡定位于保守自由派与归正传统中的研究不同,她清楚地辨识出王怡教会论中关键的路德神学元素。她指出:「路德的许多观念在王怡的信仰中得到回响:从政教关系、到恩典论,再到教会纪律与顺服的必要性。」74这一点尤其见于王怡采纳「两个国度」的语言与「奥古斯丁式人性论」。75遵循路德思想,《九十五条》第五部分以两个国度的互动关系界定政教关系,76它宣称上帝之国已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临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万邦。77尽管已在神之绝对主权之下、有一日要面对神之公义审判,地上的政权仍被允许保留手中之刀剑权柄;78但教会被托付了「天国的钥匙」,即传扬福音的「属灵权柄」。79这一以源自上帝绝对主权之两种权柄构成的两国论述,构成「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原则之根本视角。80在阐释其具体实践时,王怡与秋雨圣约教会以一种与维权基督徒典型用法不同的方式,引入家庭教会之殉道传统。他们论证道,因教会顺服神所赐之刀剑权柄:
即使政府滥用了这一权柄,使教会和信徒的外在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如果只是利益和肉身的损害,教会虽可据理力争,依法申诉,但这仍不能免除教会及其成员顺服政府的责任。81
尽管负有顺服之责,但如果涉及属灵之事——例如政府若试图「管理和判断人的良心、信仰和宗教」——教会必须忠于所托付之「天国钥匙」之权柄,不可放弃。82因此,教会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持守教会的主权与信仰自由,保护信徒的良心自由」。83
司马懿视〈九十五条〉在中国特定处境下,是一个「及时的福音立场」。84传统家庭教会过去承受的牺牲,「已积累了强烈的道德声音」,如今这声音被用来保护「其他公民的权益」,并为当代中国的法律维权运动提供了神学上的「动力与力量」。85然而她担心,受路德两国论神学启发所提出的「政教绝对分立」可能导致「在与国家打交道时缺乏弹性」;而且其代表整个家庭教会传统发声的立场,则忽略了整个家庭教会内部对政教关系所持的不同立场。86进而她提出:其代表整个家庭教会传统发声的姿态,忽略了各家庭教会内部对政教关系所持的不同立场。87其中一些教会或许更愿意走「第三条路」,或与三自维持一种较为含混的关系。
司马懿对〈九十五条〉中对路德两国论的批评,本质上源自她对倡导「基督教中国化」的自由派神学家的同情。她相信,利用中国化来巩固官方宗教管控和爱国意识形态,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曲解」。88在二十世纪初民族危机之背景下,对许多同样委身于「中国福音化」与「跟从耶稣」的自由派神学家而言,若不关心「基督教中国化」,便等同于失职。89此外,与许多当代汉语神学学者一致,司马懿暗示凯波尔主义内固有的对处境化的肯定。90她指出:「凯波尔对领域主权与政府本身职能之精细化」在〈九十五条〉中并不清楚,且它忽视了「加尔文主义思想中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方面」。91与王怡及秋雨圣约教会对处境化的抵抗相对应的,是他们对外来宗教文化负载的忽视,而且他们似乎天真地把自己所信视为「一种中立、不受文化浸染的基督教」。92
3.3 小结:对王怡《九十五条》的诠释之混乱
至此,根据这些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对秋雨圣约教会〈九十五条〉的批判性学术解读与王怡其他著作的批判性学术解读之间,即便不说矛盾,也存在着一种张力。一方面,亲基要派的批评者认为,王怡与秋雨圣约教会把教会拉得太接近世俗文化与政治,丧失了真正教会反文化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司马懿则代表了汉语神学学者中广泛持有的一种观点,担忧家庭教会的对立姿态可能将自身与中国国家与民族主义拉开过大的距离,给基督教的处境化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这一悖论在两种批判进路对赵紫宸的引用中最为明显地体现:赵文娟相信激进家庭教会承袭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革的关切,最终把他们引回赵紫宸的旧路;93而 司马懿却认为家庭教会对政教绝对分立之立场,使他们未能领悟赵紫宸与中国自由派神学家在民族危机中之救亡意识。94有意思的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两种路径都将矛头指向了王怡政教关系观所隐含的美国自由主义意涵,却对此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
在下一章,我将进一步探讨此一诠释混乱之根源,论证它主要源于王怡作为保守宪政主义者与家庭教会牧师之双重背景的复杂性。他作为维权律师的经历对研究者如此引人注目而具吸引力,以至于其早期宪政思想的自我修正与自我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这导致凯波尔式框架主导了学界对王怡教会论的解释,并倾向于低估重要性。即便司马懿敏锐地辨识出王怡神学中路德元素的研究,她仍把凯波尔式宪政主义视为王怡政治话语的主调,并与其主要基于问题重重的两国度分离理论的牧养语言形成不协调的并置。95我意在挑战这一主导性的诠释框架,并展示王怡的牧养经验如何使他得以拥有更广阔的神学传承。下一章将论证凯波尔主义作为解释王怡教会论的总体框架的不足之处,并探讨重洗派殉道传统如何通过中国家庭教会长期信仰抗命之实践,影响并转化了王怡对公共之想象。
Footnotes
-
Wang Yi, “Wo shengming zhong de wuge yi gongcheng” 我生命中的五个一工程 [The Five Constructions of One in My Life], in Linghun shenchu nao ziyou 灵魂深处闹自由 [Revolution in the Depth of Soul]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2), 245. ↩
-
Ibid., 246. officials from the Religious Affairs Bureau who came to investigate the ERCC. One of them even replied, expressing his gratitude.3 At the Beyond Conference in California in December 2008, he recalled that the night of the earthquake had made it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Christian vocation is to “rule the world with the word of God” rather than “actual authority.”4 He therefore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stating that he had seen that China urgently needed healthy churches and preachers.5 The earthquake also marks a crucial point for the house church’s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It became an opportunity for several urban house churches to commit jointly to a ministry that aims to realise public transformation. The ideological turbule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owth of house churches. In the 1980s, it experienced what Wang calls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fundamentalists,” whose development roughly followed the trajec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6 Then, as mentioned in Chapter 1, the nihilism and value vacuum resulting from the 1989 massacre created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for intellectual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Many of the new churches that emerged in first-tie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Chengdu did not hold the separatist view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at was common among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
-
Wang Yi, “Cong gaigezong shenxue kan zhengjiao guanxi yu zaihou chongjian” 从改革宗神学看政教关系与 灾后重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ormed Theology], in Jidu shi zhu: Lun zhengjiao guanxi 基督是主:论政教关系 [Christ is Lor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2019), 19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师文集:论政教关系》. ↩
-
Wang Yi, “Wo shengming zhong de wuge yi gongcheng”, 245. ↩
-
Ibid., 245-246. ↩
-
Wang Yi, Beifu shijia: Zhongguo jiating jiaohui shi 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 [Bearing the Cross: A History of the House Church in China] (2020), 91.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lecture-23311.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organisational models of churches, Jieren Li further distinguishes the house church model of this period into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the “network” mode of house church. The latter is more organised than the former, and churches in the same region ar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Jieren Li, “Multi-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Postmodern China: A Missiological Reflection of Premodernity, Modernity towards Postmodernity,” in Mission and Postmodernities, ed. Rolv Olsen (Edinburgh: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1), 178-179. Wang does not make this distinction.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as we will see, Wang is dedicated to rooting the urban intellectual church in the life tradition of the rural house church, which inherited from the persecuted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s who insisted on staying out of the TSPM from the 1950s onwards. Therefore, church typology based on different organisational models has never been his main concern. I am grateful to Shalom Li for drawing my attention to Jieren Li’s article. Their members “maintained the earlier fervour to transform Chinese society, but now from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urch,” emphasising the public influence Christianity should exert o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7 The publicisa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has thu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ir public pursuit.8 1.2. Publicisation: A Common Vision of House Churches Emerges in the Disaster Although the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had begun its registration attempt in 2005, the 2008 earthquake was of undeniable significance in inspiring the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In Wang’s words: “The earthquake shook the entire house church from underground to the surface.”9 During the national disaster, many Christians from across China,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belonged to the Three-Self Church or house churches, came to Sichuan to participate in relief efforts. The previously hidden churches appeared as charitable volunteers, and the long-accumulated social momentum suddenly exploded. This “disrupted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prompted the government to re- examine, investigate and test the waters on the issue of house churches.”10 On the other hand, house churches that wished to step out from the private spheres also established a network, breaking through their isolation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orm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house churches as a nationwide community. This sense of common agency was further ↩
-
Alexander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8/2 (2014), 163. https://doi.org/10.1163/15697320-12341340. ↩
-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the church promoting registration is: from avoiding the regime to actively facing it; from a passive ‘illegal’ status to striving for its ‘legality’ through legal means; from emphasising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church to consciously undertaking its mission in society, so that the church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margins of society to the mainstream. These mark the transformation,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house church.” Jin Tianming, “Tuidong jiaohui dengji dao jintian” 推动家庭教会到今天 [Promoting House Church Registration So Far], Xinghua 杏花 [Almond Flowers] (Spring 2008), 40-41. Jin is a pastor of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which, according to Alexander Chow, “is perhap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of a number of newer so-called ‘urban intellectual churches’ in China.”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160. ↩
-
Wang, Beifu shijia, 113. ↩
-
Wang Yi, “Zongjiao fagui: Dangqian de zhengjiao chongtu ji qi qushi” 宗教法规:当前的政教冲突及其趋 势 [Religious Regulations: Current Conflicts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and Their Trends], in Jidu shi zhu, 189. strengthened in 2010. To participate in the Third Evangelical Lausanne Congress, many house churches raised funds and select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representatives together. However, in the end,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blocked and prohibit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11 These house churches which identify themselves as evangelicals joined forces to promote the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in various places. Many of them have joined the house church registration movement initiated by the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directly applying to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for registration,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legal religious groups outside the TSPM and CCC. If successful, this would set a precedent for church activities free from patriotic supervision. Unsurprisingly, these applications were all rejected. Religious poli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strictive sinc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culminating in the imprisonment or exile of many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2. Evangelicalism and Martyrdom: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Publicising House Churches 2.1. Rural and Urban House Churches: One or Two Traditions? Because of their particular background, the intellectual churches that emerged in the cities after 1989 sparked internal debates over self-identification. What is their connection to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Can they be considered “house churches”? Or should they be categorised as the new “third church” type?12 The new urban churches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neo-Calvinism and attentive to political issu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3 This is quite ↩
-
Wang calls it “the largest operation to block the exit of citizens from their own country since 1949 (when the Kuomintang regime fled to Taiwan).” Wang, Beifu shijia, 137-138. Parenthesis added. ↩
-
See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163; and Li, “Multi-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Postmodern China,” 179. ↩
-
On the influence of Dutch Neo-Calvinism on urban house churches, see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158-175; Gerda Wielander, Christian Values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3), 108-129; and Bai Yucheng,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Wang Yi’s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ristian Social Activism and Rule of Law in Chinese Societies, eds. Yang Fenggang and Chris White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267-287. different from the quietist tendency of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in the past. Wang, along with many other urban church leaders involved in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is committed to (re)rooting the urban church’s self-understanding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early house churches. This is not merely a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for the power of unity; it also reflects their significant theological concerns. Unlike the fundamentalist church that revived in the 1980s, Wang calls the urban house churches that emerged after 1989 “evangelical”. Influenced by overseas Chines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especially Chinese theologians with a strong Westminsterian Reformed background,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or Zhao Tianen (赵天恩, Jonathan Chao) and the renowned evangelist Tang Chongrong (唐崇荣, Stephen Tong), these churches seek to transcend fundamentalist separatism and fulfil the cultural mandate of Christians.14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for Wang and many other Christians who share the same vision, the term “fundamentalist” is largely positive. They affirm that, under intense religious repression, the fundamentalist character helped the church protect and strengthen its identity in faith, free it from assimilation into the state’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rough grassroots efforts in villages, nurture the basic forms and living traditions of a fully indigenous community of faith.15 Evangelicalism is therefore not a new tradition of faith for Wang and other church leaders with similar convictions. Rather, it is defined as a form of response from the fundamentalist tradition ↩
-
“We can say that the entire reformed evangelical movement (in China)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efforts of Pastor Tang, his sermons, and Pastor Zhao’s translation.” Wang, Beifu shijia, 162. See also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170-171. Interestingly, as Xu Ximian points out, certain earlier-rising house churches, such as those in Wenzhou, which were similarly influenced by the Reformed theology of this genealogy, still despised cultural labours. According to Xu’s analysis, this is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controversy of neo-Calvinism, i.e. Van Til’s critique of Herman Bavinck and Kuyper’s view of common grace. Xu Ximian, “Give Us Dutch Neo-Calvinism: Retrieving and Reconsidering Dutch Neo-Calvin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Modern Chinese Theologies Volume 2: Independent and Indigenous, ed. Chloë Star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23), 69-88. In order to be consistent, I will adopt the hanyu pinyin system and call them “Tang Chongrong” and “Zhao Tianen” in the following context. ↩
-
Liu Tongsu and Wang Yi,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 [Observations on the Urban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2), 92-93. to a new social situation. This sense of continuity is so strong that Wang sometimes even uses the term “neo-fundamentalist” as a synonym for “evangelical”.16 Wang and Liu Tongsu, a pastor who also promotes the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adop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ife essence” and “external forms” of the house church to explain this transfer.17 As Liu suggests: The emergence of new urban churches is indeed not primarily the result of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 missions. Most new urban house churches have no direct lineage with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However, if one looks deeply into the essence of lif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half-century-long way of crucifixion of the house church, as the foundation and background of the church, has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the urban house church’s life. Although they have the appearance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the essence of life has completely inherited the basic traditions of the house church.18 Despite the old and new house churches’ different theological sources and views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emphasis on the way of the cross as the life essence allow Wang and Liu to discern their common basis: martyrdom. They suggest that “the ‘underground’ and ‘illegal’ statuses both reflected the external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era in which the house church emerged,” but this also means that “away from the previous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the state of being ‘underground’ and ‘illegal’ does not necessarily come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church’s life, and may even oppose the essence of the church.”19 In contrast, “the ‘martyrdom’ essence of the church will not change, because that is the eternal essence of ↩
-
Wang, Beifu shijia, 94. ↩
-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37-40, 216-217. ↩
-
Yu Jie and Wang Yi, “Jidujiao shi yizhong gonggong shenghuo: Meiguo Jiujinshan Shanjingcheng jiaohui zhuren mushi Liu Tongsu fangtan” 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美国旧金山山景城教会主任牧师刘同苏访谈 [Christianity Is a Public Life: An Interview with Liu Tongsu, Senior Pastor of the Mountain View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San Francisco, USA], in Yisheng yishi de yangwang 一生一世的仰望 [The Expectation for Whole Life]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0), 237. ↩
-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39. Christ’s life.”20 Martyrdom is so highly regarded that they even directly proclaim that “as long as it is the life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it must be ‘martyred’ in the world”; therefore, “a church that does not ‘martyr’ is not a church at all.”21 For them, martyrdom is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house church, but also of the entire catholic churc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undamentalism to evangelicalism and the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to a large degree are proposed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the split between the house church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radition. In their own words, “the greatest weakness of the Chinese house church is that it has been cut off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aints through the ages.”22 The oppression of 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a cause, but it stems more essentially from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 that has always been entrenched in China.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hich was marked by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saving the country’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exists at the “foundation of all governing principles” and “the depths of all national complexes.”23 They also admit that even early leaders of the house church, such as Wang Mingdao and Watchman Nee, were not completely immune to this kind of nationalist “anxiety disorder.”24 It was the environment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at prevented the life of the church from being poisoned by this nationalism. A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 Christian who insisted on resisting the patriotic supervision of the Bible, doctrine, and church management, and insisted on gathering together (even if it was private), had already put themselves in danger of persecution by mainstream society and even loss of lif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world helped the church to ‘shepherd’ Christians; as long as the church sanctified ↩
-
Ibid., 127. ↩
-
Ibid. ↩
-
Ibid., 17-19. ↩
-
Ibid., 49. Here we can see how Wang’s critique of the scholar-official tradition continued into his reflection on the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 ↩
-
Ibid., 18. On the Confucian elements of Wang Mingdao’s thought, see Christopher Payk, Following Christ and Confucius: Wang Mingdao and Chinese Christianity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24). Christians in their gatherings, the world would compel Christians to be sanctified in their daily lives.”25 As the circumstances have changed, external pressures have gradually subsided, Liu and Wang Yi believe that the martyrdom passed down by the house church should be presented in a different external form, transitioning from the fundamentalist “red martyrdom” to the evangelical “white martyrdom.”26 Although contemporary persecution has become relatively milder, and the tension with the world may not be so tense that it leads to bloodshed as in Roman time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life of the church is therefore more stable and secure. On the contrary, the world’s attacks on the church adopted a “lentil soup strategy.” With the target shifting from the flesh to the soul, the threat is even greater.27 As Christians gradually become able to re-enter society and are no longer forced to become marginalised aliens, the ‘pastoral’ effect that could be achieved simply by holding on to the congregation gradually fad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ity on earth and the city in heaven,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church, gradually blurred, and awareness of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martyrdom was gradually eroded. As the label “marginalised alien” is gradually removed and Christians re- enter society like any other citizen, the postive “pastoral” effect that could be achieved simply by holding on to the congregation also loses forc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heavenly city and the earthly city,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become blurred, so eroding Christian awareness of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martyrdom. 2.2. The White Martyrdom: Establishing Church Buildings and Registration The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turns out to be the urban house churches’ solution to the waning of the church’s martyrdom life essence. In their current political context, establishing ↩
-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131. ↩
-
Ibid., 125-129. ↩
-
Ibid., 127. church buildings and registration became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implemented in 2005, all religious activities must take place in so-called “premises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only legally registered “religious groups” can apply for registration of a premise.28 Practically, the state-registered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TSPM 中国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CC 中国基督教协会) are the only legal Protestant religious groups. This precludes churches from legally holding relig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worship and preaching, without patriotic supervision. Therefore, registration, not under the TSPM or CCC, but directly under the Civil Affairs Bureau as independent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became an immediate priority. Related to registration is establishing church buildings, which serves as the core concern of publicisation: establishing a holistic body of pastoral care (muyang 牧养). Liu and Wang argue that pastoral care is not just “teaching a universal truth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nurturing and sustaining a form of life (shengming xingtai 生命型态)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ithin the Christian life as a whole.”29 The church’s essence of martyrdom is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communal pastoral relationship, which originated from Christ: “Pastoring is about allowing people to tangibly and practically live the life of Christ. Pastoring conveys the living Christ, the Christ who is flesh and blood and living.”30 This is also the key to the church’s collective martyrdom life being able to be carried on by individuals. They propose the conceptions of tanghui (堂会) and huitang (会堂),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he Sino-Christian world whose precise meanings are somewhat ambiguous, to further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church buildings to pastoral care community. Tanghui ↩
-
See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Regulation on Religious Affairs 宗教事务条例, §12-13 (2005).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3293.htm. ↩
-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132. ↩
-
Ibid., 129. is the organisational form of a local church entity that becomes “the structure in which pastoral care can unfold in the church.”31 In their view, a local church entity, that is, the “substantially visible church” that “belongs to a certain community in time and space,” is the “basic unit of spiritual lif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the Christian life as a whole” mentioned above.32 On the other hand, huitang refers to the “external space and pattern” of tanghui.33 Or more specifically, huitang is the church building where the form of life of tanghui unfolds most naturally and properly. Wang confirm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transformed continuity between the Christian huitang and the Jewish synagogue, which is also commonly translated as huitang in Chinese. The Jewish community developed from a family to a nation-state, and eventually became a dispersed,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captivity, when the synagogue appeared.34 However, the Jews “fell on the stumbling block of the cross of Christ”, so the church in the apostolic period once again turned to the family, and “went beyond the family to establish new Christian huitang” through missionaries.35 The origin of the Jewish synagogue shows how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uitang was linked to Wang’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homogeneous social imagination of nationalism. The church building represents that the community’s life is openly displayed to the world in a distinctive form, and this constitutes a crucial part of the white martyrdom. Wang cites Jeremiah 29, which encourages the exiled Israelites to “build houses and settle” (Jeremiah 29:5) in Babylon and “pray for the peace of the city” (Jeremiah 29:7) as an example, pointing out that the same moment of choice faces the house church: separation or becoming a visible community?36 If the latter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the pastoral life of the church, then the church building should become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a communal lifestyle” that is simultaneously engaged in and distinct from the ↩
-
Ibid., 136. ↩
-
Ibid., 134. ↩
-
Ibid., 151. ↩
-
Ibid., 152-153. ↩
-
Ibid., 153. ↩
-
Ibid., 157. world.37 It manifests the community of God’s people that pray for the peace of Babylon, the earthly city. The vision of building churches is undoubtedly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government’s religious regulation agenda. But for Wang, a former legal scholar, it is a right guaranteed by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artyred church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government. ERCC purchased a church space in an abandoned commercial building in 2010. Their policy was to open up the church’s activities and all oper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as long as they believed it did not go against the gospel and biblical teach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such as providing lists of attendees at worship and not accepting foreign financial aid.38 Ian Johnson records that when ERCC first purchased their own space, public securities banned the church members from entering the building. Therefore, they held outdoor public worship services for several weeks. Finally, for reasons unknown, the authorities relented and allowed the church to enter the building, which in the next few years led to the curious spectacle that hundreds of members of illegal churches worshipped together while a group of ag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watched over them behind, ready to stop any obvious anti-government speech.39 However, this delicate balance was gradually eroded by Xi Jinping’s increasingly strict religious controls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revised religious regulations in 2017.40 Since 2018, major public house churches have been banned and successively forcibly shut down . Hundreds of members of the ERCC were arrested on 9 December 2018.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year, Wang was sentenced to nine years in prison. ↩
-
Ibid., 158. ↩
-
See Ian Johnson, 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7), 57. ↩
-
Ibid., 59. ↩
-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Regulation on Religious Affairs 宗教事务条例, Rev. version (2017).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 For Wang’s response to it, see Wang Yi, “Wo dui Zongjiao shiwu tiaoli de wuge lichang” 我对《宗教事务条例》的 五个立场 [My Five Positions on the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in Jidu shi zhu, 126-132. 3. Dual Criticisms Faced by Evangelical House Churches These urban intellectual house churches, which identify themselves as evangelical, seek to establish a link between the traditions of fundamentalist churches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Like many ambitious pioneering attempts, they face challenges from established models during the exploratory process. Doubts arise mainly from two sources: the more separatist impluses of traditional fundamentalist house churches and the conceptual accommodation pursued within the Sino-theological community. For the former, emerging urban house churches may exhibit an overly strong social motive.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 members who have long been immersed in a separatist environment tend to worry that the strong political concerns of these Christian dissidents have crossed the boundaries of faith and may even bring unnecessary calamity to the church. On the other hand, some intellectuals, especially in the academic Sino-theological circle, who have inherited the focus on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of earlier Chinese liberal theologians and cultural Christians, worry about their pro-American tendencies and hostility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They regard these dispositions as detrimental to the plurality and contextualis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 This chapter will then investigate these two critical approaches in depth and contrast them. This will highlight an interpretive confusion in the study of Wang’s ecclesiology. 3.1. A Constantinian House Church? Continuing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of church typology,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rban intellectual church as a “third church” emerges from two markedly different quarters. On the one hand, some urban house churches employ this label to underscore their heightened public engagement; on the other, certain fundamentalist churches invoke it in order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what they perceive as a departure from separatist practice. Despite their divergent intentions, both usages presuppose a discontinuity in ecclesial life that denies the shared tradition binding urban and rural house churches alike. Zhao Wenjuan, a proponent of the fundamentalist house church model, terms the urban intellectual churches “radical Protestant house churches” in her article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Protestant house churches.”41 These two house church systems, along with the official-registered churches, constitute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Zhao’s church typology in China. According to her assessment, the Protestant conservative church best fits the Pauline and Hauerwas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urch”.42 In contrast, the other two showed themselves to be trapped in Constantinianism in different ways. Zhao’s portrayal of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 is based on Yu Jie’s account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supplemented by the theories of other liberal-conservative Christians—including Wang Yi and Liu Tongsu—in order to present a composite account of this camp’s theological positions. Zhao sees this camp as a contemporary Chinese version of Reinhold Niebuhr’s Christian realism, which approahes Christianity as “a resourc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building a democratic state.” 43 She accurately captures the belief in “totalistic Westernisation,” or “totalistic Americanisation,” intertwined with those intellectuals’ Christian faith.44 This has led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 to a kind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that ↩
-
Zhao Wenjuan,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Protestant Church-State Relations,”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33/2 (October 2019), 1-31. Zhao’s use of the terms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refers merely to the extent of the church’s resistanc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does not involve the “leftist” and “rightist” connotations of these terms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context. Obviously, give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ight-wing conservative ideology and the urban house churches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if the latter definition is adopted, these churches, which Zhao calls “radical,” are actually “conservative”. ↩
-
Ibid., 19, 26, 30. ↩
-
Ibid., 15. ↩
-
The debate between “totalistic Westernisation” and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has existed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aced with the modern military powers from the West, the Qing dynasty regime and intellectual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reform only needed to be on a material level, learning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hile maintaining Chinese tradition in other areas.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creasing intellectuals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cause of China’s national crisis lay in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evel, and a debate between the two sides ensu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1980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rightists and new leftists continued the fierce debat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As the Hauerwas worries about, which assumes that “American church’s primary social task is to underwrite American democracy. In doing so, they have unwittingly underwritten the moral presuppositions that destroy the church.” 45 The destructive presuppositions of such Christianity include “the legacy of slavery still lingers in American society,” “its call on its citizens to kill in its defense,” and most worryingly, the temptation “to secure Christianity as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and then seek the privilege of the church by the state,” that is, a Constantinian Christianity.46 Given the centrality of patriotism in its identity, the TSPM’s and CCC’s Constantinian characteristic needs no further elaboration. Zhao Wenjuan’s insight lies in the observation that radical house churches may have been led down the same path as those whom they resist. She cites the views of Zhao Zichen, a representative early Chinese liberal theologian who was an important founder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ough Zhao Zichen, who took the Three-Self approach of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es, which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Zhao Tianen’s Westminsterian neo- Calvinism and pursued the “sanhua yixiang” (三化异象 the vision of three “-isations”),47 held completely opposing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the former’s “view represented Protestant radical theological thought patterns regarding how to build culture or supply the moral tone of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Christian principles.”48 But in Zhao Wenjuan’s Hauerwasian perspective, both are destructive to the church. She claims: introduction of the “Schmitt-Strauss Fever”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shows, the leftists sought to return to Confucian tradition for resources suppor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See Chapter 2, sec. 1.1. As for the rightists, Liu Xiaobo and Yu Jie are well-known advocates of totalistic Westernisation. On the Chinese rightists’ unreserved admiration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and their colonialist suspicion, See Chapter 2, sec. 1.2. ↩
-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H.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4), 32. Cited in Zhao,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18. ↩
-
Zhao,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18. ↩
-
The three are “Zhongguo fuyinhua” (中国福音化 the evangelisation of China), “jiaohui guoduhua” (教会国 度化 the kingdomisation of the church), and “wenhua jiduhua” (文化基督化 the Christianisation of culture.” For Wang’s advocacy of them, see, for example, Wang, Beifu shijia, 165. ↩
-
Ibid., 17. For Hauerwas, the church must refuse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thly political order because, as an alternative polis, it “does not have a social strategy; the church is a social strategy.” … In contrast, it would be a challenge for the Protestant radical house church to perceive it, which explains why it has attempted to seek the theological resource of the Reformed tradition to endorse Christi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secular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49 Her critique of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 echoes John Howard Yoder’s church typology’s critique of the “activist church”, to which Hauerwas appeals in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50 For them, the activist church focuses on social reform rather than church reform. It often presupposes a triumphalist view of history in which social justice will ultimately triumph. The church, on the other hand, witnesses the glory of God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cess of triumph (stand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51 The serious problem of such an approach “is that the activist church appears to lack the theological insight to judge history for itself. Its politics becomes a sort of religiously glorified liberalism.”52 Such triumphalist tones are prevalent among modern Chinese advocates of political reform. Stimulated by the threat of Western colonialism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 began to compose a national symphony called “Saving the N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quanpan xihua” (全盘西化 totalistic Westernisation) and “zhongti xiyong” (中体西用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ormed the core of the two theme movements in an opposing wa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ists and the leftist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dded a fluctuating variation to the opposing harmonies of the two movements. The underlying theme of saving the nation was ↩
-
Ibid., 28-29. Citing here,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43. ↩
-
Ibid., 44-45. ↩
-
Ibid., 45. ↩
-
Ibid. Emphasis added. bound to imply a triumphalist historical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who can successfully achieve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revival.” This also perme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adding a religious embellishment to these two variations: one is dedicated to contextualising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a way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or even supervised by, Chinese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while the other pursues the transplantation of Puritanism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roots of American order.”53 Therefore, Zhao Wenjuan believes that from Hauerwas’s ecclesiology,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 in its strong appeal to the social reformation “with slogans such as ‘peace,’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54 has already compromised the “interpretive skills and a truthful understanding”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church understand what these slogans mean in the light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Jesus as decisive for the world’s status.”55 On the contrary, by insisting on its “political quietism,”56 the conservative house church lives out a communal life of an alternative polis and thus “retains the skill and ability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and to follow Jesus while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57 As noted earlier, Zhao’s attacks on the radical church centres on Yu. The latter’s close friend, Wang, therefore also faced the same scrutiny and criticism.58 Zhao refers to the “Ninety-Five Theses,”59 an important statement drafted by Wang in 2015, which serves as the ERCC’s declaration on it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politics, ↩
-
Russe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4th ed. (Wilmington, DE: ISI Books, 2003). For Yu Jie’s recommendation of this book, see “Meiguo de diyi guanjian ci shi ‘zhi xu’: Lasaier keke: Meiguo zhixu de genji” 美国的第一关键字是「秩序」:拉赛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First Keywor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rder”: 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Chengguang Xuehui 承光学会 [Inherit Institute], 31 August 2021. https://www.inherit.live/post/美国的第一关键词是-秩序-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 ↩
-
Zhao,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29. ↩
-
Ibid., 30. ↩
-
Ibid., 5. ↩
-
Ibid., 30. ↩
-
For another study that categorises Wang’s and Yu’s political theologies within the same approach and subjects it to critique, see Bai Yucheng, “American City on a Chinese Hill: American Fundam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 PhD diss. (Duke University, 2025). ↩
-
Wang Yi and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Ninety-Five Theses: The Reaffirmation of Our Stance on the House Church,” in Wang Yi et al.,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ed. Hannah Nation and J. D. Tseng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22), 104-124. culture, and the state. She asserts that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Wang and ERCC’s intention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 with its agendas” and work “within given social structures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60 In the same footnote referring to the “Ninety-Five Theses,” she unequivocally expressed her understanding of Wang’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constitutionalism: Wang has noted that “Christianity can br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but the Gospels aren’t about this…this doesn’t mean we won’t push freedom and democracy.” However, his strategy to engage in the issues shifts from the secular presumption to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For example, Wang continues to pursue his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only change to the no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is that he names it Protestant Christian constitutionalism.61 Her question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Is Wang and ERCC’s public practice merely in pursuit of a Christian version of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f so, it is fair to ask if the church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mocratisation and liberal political reforms is just to turn China into another America, a worldly polis which largely relies on warfare as liturgy to sustain its own peace?62 Zhao accurately realises the potential critical power of Hauerwasian theology on the rightist intellectual churches in China. Although not in a Hauerwasian language, Bai Yucheng expresses similar concerns. He claims that even though Wang’s career change has introduced “Calvin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dissent of Chinese house church” to his thoughts, “the heritage of liberalism” still “permeates his social outlook and formed.”63 It “conditioned ↩
-
Ibid., 13. ↩
-
Ibid., 13n35. Citing here, Ian Johnson, The Souls of China, 206. ↩
-
To highlight the concern about 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church, Zhao Wenjuan particularly mentioned that Wang, Yu, and Li Baiguang were invited to meet George W. Bush at the White House in 2008. Zhao,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17n45. For Hauerwas’s exposure of the liturgy meaning of warfare for the state, see Stanley Hauerwas, “Sacrificing the Sacrifices of War,” in War and the American Difference: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1), 53-70. ↩
-
Bai Yucheng,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268. his perception of Christian public witness” and “also led to his often romanticized view of market capitalism and the American Christian right.”64 However, a possible flaw of this critical approach, which neatly places the public vision of Wang and ERCC within the liberal framework of the rightist Christians represented by Yu, is that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camp and the churches pursuing publicisation. This leaves much room for doubt as to whether the Yoderian- Hauerwasian criticism is as applicable to the case as Zhao’s use of it. In contrast to Zhao’s typology, which lumps urban house church Christians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lexander Chow’s analyses of intellectual Christians are more attentive to the complicity of Wang’s position 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urban house church members.65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two major models of Calvinism in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of urban house churches: “right defence” (weiquan 维权) and “dialogue” (duihua 对话).66 The former fits Zhao’s description of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 Wang, along with other rightist intellectuals such as Yu, was lis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is model. According to Chow, this model’s advocates widely asser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erspective of Calvinistic Puritans in its simultaneous pursuit of a constitutional polity and a transcendent power” and “see evangelizing culture as part of a greater vision of creating a Chinese ‘Geneva’ that can radically change China and Chinese society.”67 On the other hand, represented by the Beijing Shouwang Church’s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the latter model actively seeks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the state.68 It believes “that the church must have a mor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vil govern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gospel as the TSPM has done.”69 Chow also refers to the weiquan Christian Fan Yafeng’s ↩
-
Ibid. ↩
-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
-
Ibid., 165, 167. ↩
-
Ibid., 167. ↩
-
Ibid. ↩
-
Ibid., 168. criticism of the Shouwang Church to highligh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After the Shouwang church had to return to outdoor worship because the space they had purchased became unusable due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 Fan suggested that the church rightly “abandoned her approach of constructive dialogue by initiating public worship services, and its members now must be described as rights defence activists.”70 While that is for Fan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71 provided that Shouwang church continued to insist on establishing church buildings and registration,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did not happen as Fan had expected. The “right defence” and “dialogue” approaches maintained the tension in their cooperation. Chow not only rightly notes that the house church’s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cannot simply be subsumed into the right defence model, but also implicitly shows Wang’s ambiguity between the two models. Although Wang is clearly positioned within the right defence camp, he, in distinction from Fan, is construed as representing a sympathetic response to the Shouwang model of dialogue by Christian right defence intellectuals.72 However, attentive readers may have noticed from Wang’s discussion of the publicisation and life essence of the church that his endorsement of the dialogue approach is far more than sympathy. I will return to this issue in the next chapter,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see one of the major blind spots in the study of Wang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ow we turn to the critical voices from the Sino- theological circle. Instead of accusing Wang of departing from the fundamentalist tradition, they criticise him of being too fundamentalist. ↩
-
Ibid., 169. ↩
-
Ibid. ↩
-
Chow opens his introduction to Fan Yafeng’s critique of publicis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quote: “Oddly enough, Fan Yafeng, another rights defence lawyer (like Wang Yi) who writes a great deal about covenantal theology and constitutionalism, has attacked Shouwang’s approach of dialogue.” I think the words “oddly enough” here hints at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between Wang and Fan.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13. 3.2. An Anti-Cultural Church? Chloë Starr’s study of ERCC’s “Ninety-Five Theses”73 is outstanding in that, in distinction from most studies that locate Wang in the conservative liberal and Reformed traditions, it clearly recognises crucial Lutheran elements in Wang’s ecclesiology. She points out that “[m]any of Luther’s ideas resonate in Wang’s faith: from beliefs on church and state, to grace, to the need for discipline and obedience in churches.”74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Wang’s adoption of “the language of two kingdoms” and “an Augustinian anthropology.”75 Following Luther, the fifth section of the “Theses”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kingdoms.76 It assert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to all nations, including China, through what Christ accomplished on the cross.77 Although already under God’s absolute sovereignty and one day facing God’s righteous judgment, earthly regimes are allowed to retain the authority of sword in their hands;78 but the church has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at is, the “spiritual authority” to preach the gospel.79 This account of two kingdoms constituted by the two authorities that originate from God’s absolute sovereignty forms the essential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80 In elaborating its concrete practice, Wang and the ERCC, in a wa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ypical use of this term by right defence Christians, introduce the martyrdom tradi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They argue that because the church submits to the authority of sword given by God, ↩
-
Chloë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Religions 7/12: 142 (2016). https://doi.org/10.3390/rel7120142. ↩
-
Ibid. ↩
-
Ibid. ↩
-
Wang and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Ninety-Five Theses,” §45. ↩
-
Ibid., §41-42. ↩
-
Ibid., §46, 53. ↩
-
Ibid., §47. 55. ↩
-
Ibid., §62. even if the government abuses this authority and causes the church and believers to suffer significant losses in external interests, as long as it is only a matter of interests and physical harm, the church argues and appeals according to the law, but this still does not exempt the church and its members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bmitting to the government.81 Despi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bmission, if it involves spiritual things, for example, if th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manage or judge a person’s conscience, faith, and religion,” the church must be loyal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entrusted to it and not give it up.82 It must therefore “walk in the way of the cross, hold firm to the church’s sovereignty and freedom of faith, and protect the believer’s freedom of conscience.”83 Starr sees the “Theses” as a “timely stance on the gospel”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China.84 The sacrifice of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in the past “has given a strong moral voice” which now is us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itizens” and offered theological “impetus and strength” for contemporary legal activism in China.85 She, however, worries that the proposed absolut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spired by Lutheran two kingdoms theology may lead to “a potential inflexibility in dealing with the state,” and its stance of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family church tradition ignores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within each family chu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86 Furthermore, she suggests that its stance of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house church tradition ignores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within each house chu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87 Some of them may ↩
-
Wang Yi and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Women dui jiating jiaohui lichang de chongshen: Jiushiwu tiao” 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九十五条 [The Reaffirmation of Our Stance on the House Church], in Wang, Jidu shi zhu, 166. I use my translation here becaus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 quote elsewhere relatively downplays the martyrdom aspect and even adds som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right-defence perspective. ↩
-
Wang and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Ninety-Five Theses,” §67-68. ↩
-
Ibid., §93. ↩
-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
-
Ibid. ↩
-
Ibid. ↩
-
Ibid. be more willing to take the “third way” or maintain a mor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SPM. Starr’s criticism of the Lutheran doctrine of two kingdoms in the “Theses” essentially stems from her sympathy for the liberal theological advocate of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She believes that the use of sinicisation to consolidate official Chinese religious control and patriotic ideology is a “misrepresentation” of it.88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crisi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or many liberal theologians who were also committed to “evangelizing China and to ‘following Jesus’,” not caring about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would have been negligent.89 Furthermore, in line with many contemporary Sino- theology scholars, Starr hints at the affirmation of contextualisation inherent in Kuyperianism.90 She argues that the “Kuyperian refining of spheres of sovereignty and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tself” is not clear in the “Theses”, and it has ignored “the more nationalist aspects of Calvinist thought.”91 Corresponding to Wang and ERCC’s resistance to contextualisation is their ignorance of the cultural load of foreign religions, and they seem to naively construe what they believe “as a neutral, culture-free Christianity.”92 3.3. Conclusion: The Interpretative Chaos of Wang Yi’s “Ninety-Five Theses” So far, based on our review, w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tension, if not contradiction, between critical scholarly readings on ERCC’s “Ninety-Five Theses” and Wang’s other writings. On the one hand, the pro-fundamentalist critics argue that Wang and ERCC have drawn the church too close to sec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and lost the true church’s countercultural form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Starr has expressed a view widely held among Sino-theological scholars, which ↩
-
Ibid. ↩
-
Ibid. ↩
-
Ibid. ↩
-
Ibid. ↩
-
Ibid. worries that the house church’s antithetical stance may pull itself too far from the Chinese state and nationalism and lay unnecessary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the contextualisation of Christianity. This paradox is most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the two critical approaches’ reference to Zhao Zichen. Zhao Wenjuan believes that the radical house church has inherited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concern for social reform, ultimately guiding them back to Zhao Zichen’s old path.93 However, Starr asserts that the house church’s absolut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as led them to fail to appreciate Zhao Zichen and Chinese liberal theologians’ nation-saving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national crisis.94 Interestingly,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both approaches lead to a critique of the American liberal implications of Wang’s views on the state-church relationship, but propose diametrically opposed reponses to it. In the next chapter, I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is interpretive confusion and argue that it stems primarily from the complexity of Wang’s dual backgrounds as a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t and a house church pastor. His experience as a human rights lawyer is so outstanding and attractive to researchers that his self-corr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of his early constitutionalism has largely seen overlooked. This has led to a Kuyperian framework dominating academic interpretations of Wang’s ecclesiology and a tendency to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his increasing drawing resources from other theological traditions in his later thinking. Even Starr’s study, which has insightfully recognised the Lutheran element of Wang’s theology, still regards Kuyperian constitutionalism as the keynote of Wang’s political discourses, inconsistently juxtaposing his pastoral language, which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problematic separatist theory of the two kingdoms.95 I aim to challenge this dominant interpretive framework and demonstrate how Wang’s pastoral experience has enabled him to ↩
-
Zhao Wenjuan,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14, 16-18. ↩
-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
-
“If Wang insists on a transcendental source for secular values such as liberty or constitutionalism, in writing for Christian audiences, he offers a nuanced version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Ibid. have a broader theological heritage.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demonstrate the deficiencies of Kuyperianism as an overarching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Wang’s ecclesiology, and explore how the Anabaptist tradition of martyrdom has influenced Wang and transformed his imagination of the public through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faithful disobedience in Chinese house churches. Chapter 4 Give Me a Principle, and I Can Lift the World: Kuyperian Interpretations of Wang Yi and Their Limits 1. Kuyperian Defences of Wang Yi Chen Mingzhi and Jarred Jung have each proposed Kuyperian defences for Wang Yi and ERCC in response to critiques arising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Although both approaches draw on the same intellectual lineage and converge in several key respects, they ultimately diverge in their stances on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Through an engagement with Xu Ximian’s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Kuyperianism within the agenda of sinicisation, this divergence can be traced to an internal tension inherent in Abraham Kuyper’s own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in turn, suggests that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relying exclusively on Kuyperianism may be insufficient to capture a crucial dimension of the critical force at work in Wang’s public theology,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his anti-sinicisation stance. The preceding chapters have shown that Kuyperianism served as a crucial intellectual bridge for right-wing Christian thinkers such as Wang and Yu Jie, facilit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eexisting political commitments with newly adopted religious conviction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conversion. Central to this process were Kuyper’s concepts of “common grace,” “sphere sovereignty,” and the “church as organism,” which came to constitute key components of their theoretical vocabulary. Before engaging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 Kuyperian interpretations of Wang’s political theology, the present chapter therefore offers a focuse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these foundational te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