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第六章 在神圣隐藏中重返世界:王怡以殉道为导向的公共参与

一、启示录式的末世论

1.1 王怡逐渐成形的启示录末世论

上一章提到,王怡在讲解耶稣撒种比喻时,直接引用了侯活士对马太福音的注释。然而,这类例子在王怡的马太福音讲道中实属罕见。至少就目前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资料而言,仅发现一个明确的例证。因此,过度高估侯活士对王怡关于天国之末世性论述及其教会论的直接影响,恐怕并不明智。传统家庭教会在国家逼迫中保存信仰的种种努力,使他们在政教关系的感受上,与重洗派的立场形成了诸多相似之处。1王怡后期进路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更可能来自家庭教会传统,以及前文所探讨的格哈德·福德对路德十字架神学的研究。2具体说来,王怡很可能是在阅读侯活士马太福音注释时,接触到了他对天国末世性特征的明确讨论——因为含有引用文字的那一章,恰以这一主题开篇,距被引文字仅三页之遥。然而,侯活士马太福音现有的唯一中文译本,将"apocalyptic"一词译作"天启"——而王怡从未采用这一译法,他所使用的,始终是家庭教会更为传统而熟悉的术语:"末世"3或"末日"。45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两人在各自的天国论述中存在显著的语义重叠。例如:其一,两人都以"施洗约翰被斩首的希律宴席"与"上帝在旷野以食物喂养以色列"的对比,作为诠释耶稣五饼二鱼神迹的规范性视角,并以此比喻预表耶稣的受难,将其引向基督国度以殉道为导向的生命形态。6其二,两人对马太福音25章才干比喻的解读步骤高度一致:先指出这个比喻遭受的经济化误用;再强调所赐才干的被动领受性,将那个埋藏一千银子的仆人的问题归结于他实际上持有占有心态——将礼物视为己有;最后以"向主人交账(而非向世界,包括向自己交账)"的逻辑,引入末世性天国的主题。7其三,两人都援用末世性末世论来抵抗左翼和右翼的政治议程,除了反对第五章所提及的美国自由主义关于"权利"的信念之外,他们还挑战将"你们为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所做的,就是为我做的"(马太福音 25:40)解读为各类慈善行动之授权依据的诠释方式。然而,最强的重叠与最关键的共鸣,仍在于他们对末世性末世论话语本身的共同确认。这些共同点包括:第一,强调末世性天国与世界之间的对立;8第二,末世性天国的闯入性特征;9第三,对这一天国以基督为中心的诠释;10第四,向十字架与殉道主题的聚焦转向。11

因此,从传承家庭教会传统的视角来看,王怡的神学工作可以说是旨在彰显这一有着强烈末世论框架支撑的基督徒殉道传统的公共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他过去作为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激励城市家庭教会的加尔文主义信仰,逐渐被整合进以敬拜和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实践所传承的这一传统之中。我因此主张,王怡的神学轨迹可以被解读为对后自由派之开放性(而非部落主义)的内化。前文已考察了他对殉道生命形态的强调如何转化了他早期保守主义与凯波尔主义的神学基础。在以下两节中,我将进一步探讨他后期神学与侯活士主义之间潜在的张力。本章将论证,这些张力并不意味着思想的倒退或旧有方式的残余,而是揭示了一种对教会公开使命的转化性理解——这种理解,可以通过与路德神学某些特征的比较而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1.2 「六月在她肋上携着一道伤」

自2009年起,秋雨圣约教会将5月12日(2008年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定为"国家祷告月",这一实践延续至今。六月,此外也频繁出现在王怡的诗歌中,贯穿他从早期哀歌时期直至2018年被捕前的整个创作历程。12他被捕前在六月所写的最后一首诗,清晰地呈现出末世性末世论的特征,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难以化解的难题。第一节写道:

有人说北京今年没下过一场雪 我知道这是为了六月飞霜 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上 只有颠倒的事才有价值 譬如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就知道末日要来了13

王怡赋予六月以末世性的意义,将其呈现为中国的集体之痛。"六月飞霜"这一中文成语,本身就意味着冤情之深重,连天气也异常。借助这一意象,王怡巧妙地将末世性现实与苦难的生命经历融为一体。诗的后段写道:

有人说北京今年没下过一场雪 我坚持认为这有神秘的含义 就像我的朋友和父亲死去的那天 雷鸣和闪电占领了京城的夜 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上 你必须依靠想象力生活 防止一颗流弹打中你的胸膛14

在这里,六四的冤屈与六月飞霜的末世性意象紧密交织。这种连接如此之强,以至于王怡在另一首诗中甚至援引耶稣受难来描绘六月,写道:"六月在她肋上携着一道伤。"15这种关联也似乎在挑战我们诠释末世性末世论所依赖的既定教会中心框架。借用侯活士的术语,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教会注定要成为替代性的城邦,那么王怡在纪念六四时,是否妥协了上帝国度的异质性?作为向上帝作见证的末世性群体,教会是否被化约为1989年"广场上的共和国"——那个看似触手可及却终究溜走的自由与民主?如果说四月,耶稣受难的那一月,是侯活士与王怡最为接近的时刻,那么六月或许正是他们分歧最为深刻的时刻。这种张力,在2010年代香港"占领中环"公民运动的处境中,变得尤为尖锐。

1.3 香港的侯活士派与公民运动

在香港公民运动期间,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港式侯派"的神学家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称谓并非泛指香港研究侯活士的神学家,而是特指一种以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为中心、由邓绍光(Andres Tang)、禤智伟(Freeman Huen)和刘振鹏(Vincent Lau)等人所代表的政治神学立场。这些学者援引侯活士和约翰·霍华德·尤德的理论资源,对香港公民运动展开批评,并呼吁教会与之保持距离。

港式侯派对香港公民运动的批评,在不同层面上展开,各位神学家也各有侧重。有时,批评指向运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例如,邓绍光声称,尽管占领中环运动强调爱与和平,但占领这一形式本身已然体现了"某种形式的暴力/强制"——"其杀伤力在于集结一万人或更多人占据中环主干道",16因此,"基督教信仰的'爱'与'和平'与占领中环产生冲突,实属不可避免"。17

然而,另一些批评者将这种批评推进得更远,直接质疑捍卫公民社会概念本身的意义。禤智伟的文章"公共神学:谁的'公共'?多少'神学'?"18是这一进路的代表之作。在该文中,禤智伟对公民社会概念发展的谱系展开考察,叙事最终落脚于斯塔克豪思(Max Stackhouse)将神学定位于"公共神学"范式的尝试——其目标是以调解私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中介者身份参与公民社会。禤智伟修正了这一公共神学方案,指出公民社会概念本身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19他指出,现实中公民社会已"堕落为私人利益的角力场"。20此外,当教会试图通过进入公民社会来维持其政治相关性时,不可避免地落入自由主义预设的公/私区分,从而在无意间将自己塑造为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中众多"彼此分散、相互竞争的'公众'"之一。21公共神学家寻求将信仰翻译成一种可在公众角力场(公民社会)中被采纳的道德语言——在禤智伟看来,这代表着对福音和基督门徒身份的边缘化,导致一种失去身体的信仰。他最终诉诸侯活士,呼吁教会活出自己的"身体政体"(body polity),直面"门徒身份与公民身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22

这一批评进路与前一章所探讨的后自由派神学核心关怀之间,存在显著的共鸣。它继侯活士之后,强调教会作为文化—语言群体的定位,23并像许多后自由派神学家一样,它将门训描述为一个语言习得的过程,强调这种语言与其他文化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与不可翻译性。24这一洞见被用于审视教会参与公民运动的问题,追问教会是否已经妥协了其作为自由主义之替代的使命,从而沦为众多次级公众之一。在这一点上,港式侯派与王怡坚持教会信仰上的抗命之不可替代性的立场,传达着相互呼应的信息。然而,他们对占领中环运动的怀疑态度,与秋雨圣约教会的政治关怀在诸多方面存在冲突。例如,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王怡签署"零八宪章"、25秋雨圣约教会纪念六四,以及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权利,都会引发模糊教会独特见证与自由派政治抱负之间界线的质疑。26

若此批评被证明成立,本论文迄今所建立的诠释框架,也将面临根本性的质疑。如果秋雨圣约教会的政治见证,最终无法超越王怡早期在基督教世界观与自由主义政治之间寻求"重叠共识"的尝试,27那么,家庭教会坚持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立场、不与中国文化和儒家展开建设性对话的理由,便值得深入追问。若果真如此,将后两种传统的某些元素纳入教会的礼拜仪式安排,以巩固与基督教的共同价值同盟,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王怡对政教关系的理解,是否始终保持着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显著偏好?这是否正如柏雨成所坚持的,不过是"高于自由主义一尺"而已?28

面对这一挑战,本章提供一种相反的视角,坚持秋雨圣约教会之政治见证须在王怡神学发展之轨迹中加以考察与诠释。这将使我们对秋雨圣约教会之信仰上的抗命之理解更为动态化,同时迫使我们辨识王怡的路德—加尔文主义神学与侯活士主义神学,在后自由派文化—语言洞见以及末世性末世论的运用上所存在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见证,将作为一个核心焦点而浮现。

二、神圣隐藏对抗可见性

2.1 朋霍费尔作为非暴力的典范

侯活士曾提到,他在讲座结束后,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朋霍费尔又怎么说?"29朋霍费尔参与暗杀阿道夫·希特勒阴谋一事广为人知,以至于在许多人眼中他似乎已成为和平主义的反例。对此,侯活士首先质疑朋霍费尔深度介入暗杀阴谋这一说法的确定性,30继而力证朋霍费尔的神学见证体现了和平主义的关怀,31并恢复了教会作为"和平群体"之可见性。32他指出朋霍费尔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反思,以及教会有义务挺身而出,作为国家的"约束者",33提醒国家上帝的"诫命与实在"。34然而,他也论证,朋霍费尔受到路德宗两国论与托付教义的影响,35以至于当他强调教会对国家的可见性时,最终无法完全挣脱"长期塑造路德宗思维之习惯的局限"——这种局限"可能引发公/私之间的区分,导致基督徒的顺服变得不可见"。36

美国批评者乔纳森·马勒西克(Jonathan Malesic)从朋霍费尔自身的神学框架内,对侯活士的诠释提出了有力批评。他通过凸显隐藏性在朋霍费尔神学中的重要意义,论证侯活士式教会论对可见性的过度关注,误导了基督徒,使他们误以为"朋霍费尔在神学上希望基督徒毫不含糊地彰显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从而忽视了"隐藏是朋霍费尔神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这一事实。以下,本文将循着马勒西克对隐藏性的强调,通过考察他所运用的两个核心概念——"隐密纪律"(Arkandisziplin)与"上帝对人类自我隐藏的认可"——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塑造他对朋霍费尔"非宗教的基督教"观念之诠释,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2.2 保守宗教身份的神圣隐藏

马勒西克将朋霍费尔在《做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所强调的"隐密纪律"(Arkandisziplin),视为朋霍费尔对基督徒在公共领域必须驾驭之张力所给出的回答。他将这种张力表述如下:"道德生活——尤其是爱邻舍——是基督徒在公共领域活动的首要方式,因而也可能成为妥协基督徒身份……与世俗性之间区分的入口。"37当基督徒进入公共领域时,他们面临着将上帝话语翻译为非信徒所能接受之语言的压力。"隐秘纪律"是朋霍费尔进路的核心,它将基督徒的公共行动主义扎根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同时确保其在公共领域中保持隐秘。这一举措保护爱邻舍的实践免受侵蚀,从而在基督徒身份中守护其独特性。

马勒西克将"行动"与"口头认信"之间的区分,定位为朋霍费尔隐秘纪律所提供的关键分野。在马勒西克的诠释中,朋霍费尔"将信仰的口头认信严格限定在基督徒聚会之内,并要求基督徒的公共见证以无言的行动来完成"。38这一区分化解了朋霍费尔在《做门徒的代价》中所呈现的马太福音5章与6章之间的张力:39在5章中,耶稣呼召教会借着基督徒在公共领域所实践的爱邻舍之行动,成为可见的光之城;在6章中,耶稣却呼召门徒行事时不要显露他所赐给他们的宝贵话语,要隐藏自己的义,即基督徒的身份。这种隐藏性对于保护基督教传统的独特性不可或缺。行动与话语之间的这种区分,使一种自我隐藏的形式成为可能,引导基督徒在实践爱邻舍的同时,不暴露自己真正的宝藏。40

此外,马勒西克在创世记3章中找到了这种隐藏神学的根源。人类犯罪之后,用无花果树叶缝制遮羞布,这是人类自我隐藏的起源,而这种需要本身,揭示了他们丧失了与上帝之间那种直接、无障碍的关系。马勒西克着重指出,创世记中关于隐藏主题中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在于上帝主动为人类制作衣服这一行动。他对此的诠释如下:"上帝在惩罚人类逾越他律法的同时,认可了他们保守秘密的能力,赐给他们皮衣,遮盖他们的赤身露体。"41上帝的遮蔽肯定了在堕落后世界中保密的重要性。这也成为"宗教"的起源——因为随之而来的,正是创世记4:3-4中该隐与亚伯的献祭。这一事件揭示了遮蔽为何成为"圣经宗教的必要前提条件"。42

2.3 非宗教世界中的基督徒隐藏

马勒西克采用"宗教性(隐藏的)教会/非宗教性(公共的)世界"这一框架,来阐释朋霍费尔晚期关于"非宗教的世界"——即"成年的世界"——的概念,这一概念意味着"一种艺术与科学等事业无需诉诸上帝便蓬勃发展的现代性"。43马勒西克正确地强调了朋霍费尔对这一发展所持有的乐观态度,并论证这使教会得以从将自身视为所有人类社会与理智事业之调节者的自我定位中解脱出来。"隐秘纪律"由此成为教会面对非宗教的现代世界时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体现了教会对上帝末世应许的耐心与信靠。正如朋霍费尔在写给贝特格(Bethge)的信中所言,沉默而隐藏的基督徒在祷告中等候,为"上帝自己设定的时间"做准备,以便在那时行出正确的事。44

马勒西克最终将基督徒描述为一个类似博物馆策展人的群体:他们守护真理之门,正如策展人守护脆弱易损的艺术收藏品,审慎地决定什么应当呈现给世界,什么不应当。45在他看来,无论是寻求主导当代政治道德议题的美国教会,还是侯活士主义者所强调的教会需要成为可见的另类城邦,都忽视了基督教隐藏智慧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因此,他提出:在当下基督徒公开亮相的时代,尤其是在美国的处境中,需要重新以隐秘作为矫正教会错位的疗方。他相信这种隐秘性可以防止基督教教导被化约为某种公共利益语言,并认为即斯这并不是基督徒见证的最初目标,它对美国公共生活也将大有裨益。46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勒西克与侯活士之争中各方所持的立场,将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的政治立场置于两难之中。一方面,从侯活士的视角来看,秋雨的公民参与,尤其是对六四的纪念,很可能引发对教会丧失其独特声音的忧虑。另一方面,马勒西克对基督徒隐藏性的倡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侯活士主义者对教会可见性的(过度)强调,并为教会与非基督徒在人权和公民活动方面的合作开辟了更多空间,却对教会信仰上的抗命与公共化使命构成了严峻挑战。当秋雨圣约教会坚持以教会的名义出现在公共广场时,这在马勒西克看来,是一种丧失隐秘纪律所特有的忍耐与等候特质的行为,是策展人僭越上帝宝库管理权限的越轨之举,以致于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马太福音 7:6)。47

在以下各节中,我将追问朋霍费尔的文本,尤其是他在创造与堕落(Creation and Fall)中对隐藏性的阐述,能否照亮这一悖论。我在其中发现:尽管马勒西克在将朋霍费尔的隐藏性理论引入政治神学领域,尤其是关于美国教会和侯活士主义的政治参与问题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他的诠释有时混淆了神圣的隐藏与人类的自我隐藏。这导致他错误地将教会的神圣隐藏与对自我身份之保护相联系。相比之下,朋霍费尔对神圣隐藏性与无意识性的论述,恰恰是对这种自我保护的人之倾向的神学批判。

三、谁的衣裳?何种隐藏?

3.1 马勒西克的隐藏性与双重心理

马勒西克正确地指出,基督徒隐藏性的观念与朋霍费尔提出的"有纪律的无意识"(disciplined unconsciousness)相呼应:基督徒若在公共领域隐藏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培养对该身份一种悖论式的"有纪律的无意识",便能在走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保持自身信仰的独特性。48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概念缺口。在马勒西克的用法中,隐藏是关于向公众遮蔽自己的身份;而朋霍费尔的"无意识"概念,关注的则是使自己忽视自身所拥有的美德。49马勒西克意识到这一概念落差,因此提出一种包容性关系来弥合两者:他指出"对自我的隐藏是首要的,因为它涵盖了对他人的隐藏"。50换言之,基督徒使自己不意识到驱动其爱之实践的基督徒身份,这必然导致他人也无从意识到这一身份。马勒西克通过这一解读,正确地阐发了朋霍费尔晚期对人类反思活动与门徒对基督之纯粹顺服之间张力的论述:基督徒如此专注地仰望耶稣,以至于对自己行动的非凡性浑然不觉。51

然而,马勒西克援引朋霍费尔无意识概念,存在明显的局限。事实上,这种对自我的无意识与隐藏,在朋霍费尔关于基督徒隐藏性的论述中,并不占据突出的地位。试以马勒西克的博物馆策展人比喻为例,实在难以看出"有纪律的无意识"在其中居于何处。马勒西克是否在暗示,策展人的保护行动,首先根植于他们对所受托收藏品之价值的无意识?此外,他对创世记3章的诠释,将隐藏的起源追溯到亚当与夏娃的自我遮蔽;然而,"对自身隐藏自我"在这段经文乃至上帝随后遮蔽他们的行动中究竟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实在难以看出来。

因此,深入探讨朋霍费尔关于有纪律的无意识的教导,揭示出它与马勒西克对基督徒自我隐藏之诠释之间(尤其是在基督徒身份论述上)存在明显冲突。这一点在从伦理学(Ethics)中对"单纯"(simplicity)的阐述来考察自我隐藏概念时,变得尤为清晰。朋霍费尔这样描述:

在所有的概念被颠倒、混淆和歪曲的情况下,谁唯独注视着上帝纯朴的真理,谁不是一个散播之言、一个心怀二意的人,而是一心一意的人,谁就是单纯的。他知道上帝,并且上帝是他的上帝,因此他依赖诫命、审判以及每日更新地从上帝的口中传来的怜悯。52

以这一标准来衡量,马勒西克对无意识的论述,预设了一个截然分裂的道德主体。他的方案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宗教性教会与非宗教性公共领域之区分上,实际上将社会世界分割为两个伦理上有别的领域,由不同的言说规范与自我呈现规范分别治理。然而,这种分割不只涉及外部处境;它要求在基督徒道德能动性的内部发生相应的分裂。

在教会内,基督徒被鼓励接受明确的神学教导,巩固一种自觉形成、规范表达的基督徒身份;在公共领域,同样的身份却须被压制,基督徒的道德行动被期望在不明确援引其认信根源的情况下推进。公共领域中的自我被要求在伦理上行动,尤其通过爱邻舍这样的实践,同时搁置那些奠基并导向这些实践的神学承诺。

从朋霍费尔的视角来看,这种安排构成的并非沟通处境的务实性区分,而是"双重心理"的制度化。基督徒由此被塑造为一个破碎的道德能动者,其责任沿着现代自由主义的公/私轴线被一分为二。这种分割遮蔽了基督徒单纯性的可能:通过要求主体在不同社会领域按照不同的规范性尺度行动,上帝唯一的真理便不再作为道德责任的决定性导向而置于视野之中。公共领域中的行动,由此与那全然依赖诫命、审判以及每日更新地从上帝的口中传来的怜悯的独一心志,被截然割裂。

有人或许会反对说:这种论述未能为处境化差异留出足够空间,将伦理辨别力压缩成了一种认信的绝对主义。然而,这种反对误识了朋霍费尔关怀的真正对象。基督徒的单纯,并不要求在所有处境中行动一律,也不排除审慎、沉默或战略性判断。它所抵制的,是将处境性区分提升为独立的道德规范性来源。朋霍费尔肯定负责任的行动是具体的、因处境而辨别的,但他拒绝道德责任沿着不同社会领域被割裂。这一点将在下一章通过考察路德宗三等级教义时变得更为清晰。因此,问题不在于基督徒在不同处境中表现不同,而在于他们的行动被不止一个终极权威所治理。

朋霍费尔关于单纯的概念坚持:对自我的隐藏,并不包含捍卫基督徒身份。一个人怎能向自己隐藏他是什么、他拥有什么呢?分裂的自我认知或许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主的单纯性命令排除了这种可能。单纯性包含隐藏性,然而这种隐藏并非一种有意识执行的行动,而是另一种更为根本的行动——即全然专注于完全顺服上帝——所产生的无意识结果。在朋霍费尔的术语中,隐藏自己的义,等同于一心专注于耶稣。这解释了为何在《做门徒的代价》中,朋霍费尔有时谈到教会群体不可见的"身份",并将其与基督徒的义相联系;53然而在同一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朋霍费尔也将基督徒身份描绘为与基督相对立的东西。54

3.2 朋霍费尔的《创世记》注释与末世论难题

在《创造与堕落》以及其他著作中,朋霍费尔从未直接把神为亚当夏娃作衣服之行为描述为对人类任何能力、潜质或倾向的认可。相反,它始终只被描述为上帝的护理保存之工:"上帝按照人类作为堕落的受造物的样子接纳了他们。"55因此,在我们当前的讨论语境中,关键问题在于:上帝的保守是否可以被诠释为对人类自我隐藏的认可?我将论证朋霍费尔的解经并不容许此种诠释。

首先,根据朋霍费尔的理解,上帝所保守的是"一个处于咒诅与应许之间的世界,最后的应许让他得以回到他所被取自之地,让他死去"。56上帝在堕落之后保守人类的生命,是为了让亚当"在走向死亡的路上活下去"。57这种保守只能被亚当理解为"沉沦回上帝创造世界所用的虚无之中"。58对堕落的亚当而言,最后的应许是虚无,是作为"死亡之死"的虚无。59基于朋霍费尔的这些主张,不难看出:如果上帝为人作衣服不过是对人类自我隐藏能力的认可,那么这种被保守的生命所能应许的,只能是使人归回尘土的死亡,而非基督徒所盼望的上帝国度。

其次,朋霍费尔关于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与杀人犯该隐的章节,揭示了马勒西克隐藏性观念,更具体地说,其末世论中的根本性问题。60在谈及"上帝自己的时间"时,马勒西克将其定义为线性历史中的终极时刻,将基督徒的自我隐藏与自保渲染为教会度过余下时间的临时措施。这种对救恩历史的解读,忽视了汉斯·G·乌尔里希(Hans G. Ulrich)所称的朋霍费尔末世论的"弥赛亚—末世性"特征——这一特征,乌尔里希正是从朋霍费尔对创世记的注释中提炼出来的。61 亚当被保守却受咒诅的生命,被朋霍费尔描述为一种带着"绝望的、无法熄灭的、永恒的对生命之渴望"的挣扎。62堕落的亚当带着"对原初合一的、割舍不下的乡愁"走向死亡。63由于天堂有守卫看守,"亚当在门外的生命,是对他被关在门外的那个国度的持续攻击。这是一场逃亡,一种在受咒诅之地上寻找他所失去之物的探索。"64这种对上帝国度的攻击,在该隐的谋杀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这便是所谓人类存在(由自我隐藏所保守)的历史——一部对乐园之门绝望冲击的历史,最终在杀害神之子耶稣中达到顶峰。

朋霍费尔在这段叙事发展中,看到一幅两个国度、两种实在、两段历史之间战争的末世性图景。在堕落世界的实在之外——那个只由死亡之应许所构成的实在——上帝为人作衣服的护理行动介入进来,作为上帝愿意将堕落人类与自己和好之旨意的标志。"我们堕落世界的一切秩序,都是上帝为基督而托住并保守我们的护理秩序。"65基督救赎的遮蔽,代表着上帝的隐藏与人类自我隐藏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一神圣行动对我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它以一种自我牺牲、一种殉道为标志——一种人不再理解之殉道。66一切人类的工作,都是亚当和该隐对这个陌生乐园绝望攻击的延续;与此同时,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中,上帝对人类的反攻也已完成。

因此,上帝的实在或"上帝自己的时间",不能被仅仅理解为后现代哲学所称的"未来事件"或"延宕"(deferral)。救赎的"弥赛亚性"特征,强调上帝闯入这个世代并持续临在其中的实在性。正如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所写:"在耶稣基督中,上帝的实在进入这个世界的实在。"67这是我们直接遭遇、与之共存、并必须主动回应的实在。68基督与十字架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上帝的国已经到来,人的乡愁所指向的天堂实际上已然闯入。

当基督教伦理关注这介入性的实在时,朋霍费尔观察到一系列哲学的二元对立被消解:"在所有其他的伦理学中,专门讨论应该是和实际是、观念和实现、动机和效果的对立的地方,在基督教伦理学里谈的是实在与实现的关系,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历史和事件(信仰)的关系,为说出事情本身的单义的名称以取代多义的概念,那就是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关系。"69对世界来说,“单纯”是不可能的,却在基督里它得以实现。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被瓦解的那个关键二元对立,正是马勒西克所设置的公/私之间的政治哲学对立。

综上所述,尽管马勒西克敏锐地揭示了朋霍费尔神学中常被忽视的隐藏性元素——这一元素对反思当代美国教会的政治参与,无论其对自由主义政治持何种立场,都能提供重要的推动力——但他的诠释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他对"有纪律的无意识"的误解,使他将朋霍费尔的隐秘纪律视为基督徒宗教身份的自我保护措施,却未注意到这种无意识本身,同样批判了基督徒对自身"基督徒身份"的自我沉迷。第二,他将这种自我保护式自我沉迷的神学合法性,追溯至上帝在创世记3章为亚当和夏娃作衣服的行动,视之为对人类自我隐藏的认可。然而,对朋霍费尔创世记诠释的仔细研读,已表明他在上帝的遮蔽与人类的自我遮蔽之间,划出了一道截然相异的鲜明对比。最后,也是马勒西克诠释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他未能给予朋霍费尔末世论之弥赛亚—末世性特质足够的重视,这一特质预设了上帝已然决定性地介入世界之实在性这一前提。马勒西克眼中的世界图景,似乎是一个自堕落之后便注定将万物相互对立的世界。然而,按照朋霍费尔的理解,这种思维"认识不到这些对立在基督的实在中原本的统一,并用后来硬性造成的、一个包括这些对立的神圣体系或者一个包括这些对立的世俗体系的统一取而代之"。70

3.3 非宗教的基督教:一种更成熟的信仰形式?

上述系列问题,同样渗透到马勒西克对朋霍费尔"非宗教的基督教"之诠释中,导致他建立起一个错误的"宗教性(隐藏的)教会/非宗教性(公共的)世界"二元对立。当然,马勒西克的基督徒隐藏性,并非完全没有为教会的公共见证留下空间。他也指出了"隐秘纪律的限制"——在纳粹时期,朋霍费尔呼吁教会通过"公开离开国家支持的教会"等方式,公开抗议国家的干涉。71马勒西克发现,在谈到基督徒的世俗呼召时,朋霍费尔主张,当基督身体所主张的空间与世界对空间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基督徒将面临世俗呼召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基督徒将不得不退出世俗呼召,认信信仰,并准备公开受苦。72马勒西克并未忽视这些主张。但他通过论证朋霍费尔对这类特殊情况的讨论,暗示着基督徒在多数情境中之常态乃是隐藏其认信,来维持隐藏性优先于公开性。73在纳粹邪恶政权之下,为保护基督徒身份免遭毁灭性损害,基督徒被要求暂停其习惯性的隐匿。然而,一旦"基督徒身份"不再处于极端情况的威胁之下,基督徒便须再次回归其默认立场,即把他们的认信用隐秘遮蔽起来。以此方式,马勒西克将朋霍费尔关于"成年的世界"的概念,定位为一种更成熟的基督教形式的阐发——在政治灾难的插曲之后,再度将自身隐藏起来。

将家庭教会的公开化简单归类为"极端情况",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是解决家庭教会之公开抗命与朋霍费尔关于隐藏之论述之间张力的最简单方法。这一策略将讨论焦点转向了关于"例外状态"判定标准的争论,74从而诱使政治异见人士将如何理解所面对之恶的问题,化约为其处境是否构成例外的问题。然而,以下一位中国异见人士的例子,不仅说明围绕"例外状态"的话语如何掏空了对话中最具前景的洞见,也揭示了马勒西克对朋霍费尔"非宗教的基督教"之诠释,可能暗含的文化沙文主义色彩。

余杰曾讲述过一段在西方学界令他深感不安的经历。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用"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描述毛泽东政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大饥荒,立即遭到许多教授和学生的强烈抵制,仿佛他触犯了什么不可侵犯之物。这些经历使余杰意识到,他需要对纳粹事件的极端性提供更为具体的说明。75

他还回忆起,2004年时任拉脱维亚外长、欧洲议会议员桑德拉·卡尔尼耶特(Sandra Kalniete)在莱比锡书展上因主张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在道德上具有可比性,而激怒了一个德国犹太人中心副主席。此外,余杰还观察到,要求将纳粹罪行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极端之恶的压力,不仅来自受害者一方,在德国人自身对历史罪责的反思中,同样存在类似的倾向。例如,他指出,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声称,虽然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屠杀仍应受到谴责,但没有任何一件能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76原因在于:"德国是一个西方国家,它参与了欧洲启蒙运动,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77

本节的目的并非要参与"例外状态门槛"之争,以期确立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大屠杀认定标准。我的目的仅在于表明:"哪些大规模屠杀符合大屠杀的标准?"这个门槛问题,如何摧毁了不同政治创伤群体之间相互沟通的能力。即便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标准,将更多事件纳入这一"例外"范畴,世界各地的受害者仍被要求将他们所面对的恶极端化、绝对化,以此证明自身"大屠杀"受害者身份的合法性。

朋霍费尔神学的许多元素,都强烈反对这种谈论苦难的方式。沿着巴特(Barth)的思路,对朋霍费尔而言,恶是一种虚无。纳粹的根本问题,不是某些犹太人或德国人所努力证明的那种非凡之恶的特殊形式,而是一种平庸性、虚无性——亦即朋霍费尔所称的"愚昧":78人类甘愿将自己简化为某些口号和意识形态,以至于在当前处境中丧失了辨别力,从而失去了作为邻舍的人性。朋霍费尔对虚无的论述,因此保存了处境的特殊性与罪的普遍意义——因为在堕落的世界中,各地的人都实际上面对这一虚无;但同时,恰恰因为它是虚无,便没有办法在其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任何等级秩序。这防止了任何可能藏匿于认罪背后的"罪恶自豪感"(Sündenstolz)。79

若缺乏这种视野,朋霍费尔关于"成年的世界"的论述,看起来便很像是对西方历史经验之优越性的主张。西方教会经历了宗教性基督教时代,正如西方社会经历了启蒙运动与纳粹主义,并对这些历史段落拥有第一手的反思与体察。西方教会甚至走得更远——无宗教时代的教会,已经看穿了纳粹危机所要求的公开认信,并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基督教在公共广场的可见性对基督教导纯洁性所构成的威胁,以隐藏性加以应对。其结果,是教会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生命阶段。至于那些尚未有幸经历过"宗教世界"的基督徒,那些每天面对逼迫却从未有机会看到上帝被普遍承认为人类问题的首要命题或共同答案的基督徒,他们无疑仍处于一种更为幼稚的状态。他们必须学会走西方教会已走过之同一道路。换言之,我们可以追问,家庭教会的公开化是否不过是一个可被接受的例外情况?朋霍费尔对非宗教基督教的描述,是否鼓励我们将"公开化"视为幼稚期的象征?一旦中国社会变得更加现代、更加独立、对基督教的敌意逐渐消退,这一象征便应当随之被抛弃?

然而,非宗教的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正如以下所将表明的,这是本章的一个关键问题。秋雨圣约教会的政治使命及其对公开化与信仰抗命之强调,与基督徒的隐藏性这两个看似截然对立的概念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可能的汇聚点?倘若排除将秋雨圣约教会的政治使命仅仅视为一种可被容忍的例外状态这一选项,它与基督教隐藏性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之间,是否仍有可能存在汇聚之处?以下一节将论证两者可以相容,援引当代路德宗政治神学的资源,提出第三条路——"隐藏的公开化"(publicisation as hiddenness)。本节的目标,在于论证王怡对教会政治使命的理解,如何在福音面前体现出一种由单纯性所驱动的政治行动形式。

四、调和公开化与隐藏

4.1 宗教作为呼求、尝试与叹息

贝恩德·万宁韦什(Bernd Wannenwetsch )在分析朋霍费尔的诗歌"基督徒与异教徒"时,采用了一种戏剧性视角,将朋霍费尔的宗教理论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呼求"、"努力"与"叹息"。80他将宗教作为"呼求",理解为反映人类的生存需要——"向上帝呼求帮助的需要、渴望与自由,只是作为受造物的本质特征"。81然而,这种在伊甸园中原初的、单纯的信靠,在人类堕落之后彻底丧失。由此开始了宗教的第二个戏剧性阶段——宗教作为"努力":人类从对上帝的单纯信靠,转向寻求确保神圣保护,并伴随着一种将上帝功能化、驯化上帝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清楚地体现在,将上帝投射为有求必应的上帝(deus ex machina),解决无论是生存、道德还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这种动态持续影响着当代教会的运作逻辑:教会"将自己推销为'宗教专家'、'灵性'的优质提供者,并像服务机构一样组织和呈现自己,其效率和质量取决于对客户需求的事先分析"。82

然而,当人们遭遇受苦的上帝时,这种状态被打破。这位上帝并非以"食物、庇护所、意义和救赎的强大提供者"的形象出现,而是作为一位受苦的上帝出现,呼召我们站在他身旁、参与他的苦难。对那些回应这一呼召的人而言,上帝不再仅仅是生命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成为他们存在的唯一问题。83这构成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最关键的区别。84

循着对这三种宗教观念的分析,万宁韦什敏锐地展示了朋霍费尔如何通过基督教作为"叹息"的阶段,产生出对第一阶段作为"呼求"之宗教的一种转化性再肯定。诗歌"基督徒与异教徒"的结构,体现了朋霍费尔有意识地抵制一种必胜主义基督教叙事的努力/这种叙事不仅"将基督徒凌驾于非基督徒之上",还试图"将宗教作为处理神圣事物的不成熟形式而抛诸脑后"。85在这里,万宁韦什认识到,对朋霍费尔而言,基督呼召人参与他的苦难,实际上"既非宗教性的,也非反宗教性的",而是一种"超宗教的立场"。86这种立场反映了主祷文对人类作为受造物之日常需要的肯定与承诺,87构成对身体性经验的再肯定;88与此同时,它预设与受苦的上帝相遇,反过来要求一种转化,形成"以基督论为中介的此世性"。89因此,万宁韦什主张,朋霍费尔的"非宗教的基督教",主要是对作为"努力"之宗教的批判,而作为"呼求"的宗教则被"转化为一种恢复的受造性,或一种被更新的宗教"。90借用并改编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那句名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只有耶稣能流下那真实的第一滴泪——在客西马尼园中赐给所有愿意站在他身旁、与他共担苦难之人;除此之外,所有的泪水都不过是自我放纵的第二滴泪,而作为"努力"的宗教,正是这种媚俗典范的最恰当写照。

万宁韦什对朋霍费尔宗教理论的戏剧性分析,折射出他对路德宗神学中隐藏性主题的敏锐感知。正如他所论证的:

在给贝特格的信中,朋霍费尔以"宗教作为基督教的衣裳"这一意象,捕捉了这种模糊性。衣服是有用而健康的东西,它温暖并保护穿着者的肌肤。然而,正如"遮蔽"这一意象所传达的,它也包含潜在的阴暗面:衣服同样遮盖、隐藏,甚至可能产生欺骗。91

作为"努力"的宗教与作为"叹息"的宗教——后者是对人类自然生命需要之"呼求"的再肯定——两者之间的区别,折射出人类自我隐藏(遮蔽的阴暗面)与上帝为人类遮蔽之间的根本对立。上帝对人类和自然的遮蔽,并非对人类自我隐藏的认可,而是其对立面。正是后者(人类自我隐藏)催生了该隐的宗教努力,并最终导向了谋杀;而前者(上帝的遮蔽)则在耶稣十字架上的工作中揭示了其终极目的:"自然,是上帝为堕落世界所保存的生命形态,它被导向借着基督的称义、救恩与更新。"92

4.2 隐藏于真实性观念之外

在万宁韦什看来,朋霍费尔的宗教理论主要旨在说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将人恢复到受造物的单纯(天真),从而将我们带回单纯性的主题。在华人基督徒与侯活士进行的对话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是他对这一主题与追求社群主义"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之间关系的反思。侯活士在《品格的群体》(A Community of Character)中,在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引导下清晰地探讨了真实性这一主题。93他指出,现代社会失去了对集体身份和叙事的关注,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犬儒主义,被一种自我保护的冲动所驱动,拒绝"对任何事业或社群的全面忠诚"。94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努力,因为人类不可避免地是叙事性的受造物。他论证道:"要逃离毁灭性历史的惟一出路,就是拥有经由一个真实故事所训练出来的众美德,而这只能借着参与在一个社会里而得到。这样的话,比起任何职业或国家,这个社会都更有权利以更基本的方式来要求我们的生命投入其中。"95在这里,我们看到真实性,即对完整自我认同的追求,如何引向对美德培育与叙事艺术的关注。

然而,朋霍费尔所寻求恢复的单纯,邀请基督徒追求一种有别于社群主义对真实性之关怀的自我认同。正如贝万宁韦什所观察到的,在与"基督徒与异教徒"同期创作的诗歌"我是谁?"中,朋霍费尔最终以"上帝啊,你知道,我是你的"作结。这表明朋霍费尔最终通过一个简单的信靠行为,来解决自我认同的问题。"知道上帝知道,就已足够。上帝的知识不必成为自我知识。"96上帝的记念是如此可靠,以至于"人类可以在自己的不安、挥之不去的疑问和未解的张力中生活下去"。97

我们在此触及路德宗基督徒自由论与社群主义真实性关怀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后者从浪漫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传统延续至当代幸福伦理学。按照后者的观点,我们首先在社群中获得(而非选择)自我身份,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对它的忠实。我以查尔斯·泰勒的自我观为代表。98对他而言,人类行动是一个自我诠释的过程,在对善的追问中,那些界定"我是谁"的元素——海德格尔式的前理解——向我们显现,尽管从未完全明确。99然而,朋霍费尔所提供的门徒之道,虽然不否认界定基督徒能动性的义可以在行动中显现,但它是由对基督的信靠与顺服所构成,而非泰勒的自我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门徒的生命更恰当地被描述为走在基督的道路上,而非主要在由基督教之善与价值观所构成的道德空间中运作。泰勒假设,为了建立道德导向,能动者必须首先对事物作出"强评价",即认识不同事物之善之间的质性区别,从而形成地图般的道德视域。100此外,泰勒主张:

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由这些质性区分所界定的空间中,这一事实必然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区分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对我们来说必然是重要的。无法在终极重要事物的空间中失去导向而继续运作,意味着无法停止关注自己在其中的位置。101

光有一张好地图还不够,导向还要求能动者识别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并理解自己如何与诸善相联系。侯活士主张,除了美德培育之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经由别人告知而认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能够提供方法,帮助我们在与他人、与所身处的社会、以及与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当中定位"102,任何熟悉社群主义的人,看到这里都不禁会想起泰勒的空间隐喻。

然而,朋霍费尔对单纯性的强调,隐然挑战了泰勒所要求的两个元素的必要性。将自我顺服于基督、对基督的纯粹关注,意味着门徒的导向不必然涉及不断将注意力转向自身、把握自己的身份。门徒之道并不从地图般的全景视角,聚焦于一个"渴望的自我"的整全性、自我和谐或自我连贯;103相反,它是充满冒险的。104它就像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朝着一个确定的应许之地出发,却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完全依靠上帝的引领。在路上,以色列人依靠的是云柱与火柱而非地图,是上帝每日供应的吗哪而不是囤积粮食的计划。105使以色列人失去方向、偏离迦南之路的,不是缺乏地理方向感或对环境不熟悉,而是不愿跟随上帝清晰的记号,以及对上帝每日即时供应的不知足。106

4.3 公开化作为隐藏的一种形式

让我们回到秋雨圣约教会公开化与基督教隐藏性之间的张力。关键问题现在已不在于"要不要走入公共领域"这一表面之争,而已被重新定位为:通过公开化追求可见性,是由什么产生的、受什么驱动的。王怡后期对福音与教会公共使命之关联的反思,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忘我的奉献,与朋霍费尔对单纯性的论述高度相似。当王怡沉思福音的反道德主义本质时,他在上帝面前破碎的自我认同变得尤为明显。他指出,"福音撕碎了人类的道德面具","打破了社会进步的幻想,即人类的唯一希望在于我们中间少数人的道德成就"。107紧接着,他提到,亚伯拉罕在为所多玛与上帝交涉之后(创世记 18:23-33),"他不再向上帝祈求,而是默默回家。因为神的恩典使他看见,作为所多玛的代求者,连他自己也不是那个义人"。108考虑到王怡将教会的公共使命理解为"为那城求平安"(耶利米书 29:7),109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福音的反道德主义理解,如何与朋霍费尔在《门徒》中关于基督徒隐藏性的观念产生共鸣:基督门徒的义必须"对他们自己隐藏"。110

这里所揭示的,是一种破碎的自我认同,门徒只有因着对上帝的信靠,才能甘愿接受。正如他在一篇马太福音的讲道中所言:

有的时候你把耶稣放在你身上的恩典已经当作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它好像是一个器官长在你身上,是不会消失的。当你产生这样的错觉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要跌倒。你要知道,是神放在你里面的,不是长在你身上的,他随时可以拿掉。你如果离开了主的保守,你如果离开了圣灵在你里面的掌管,分分秒秒你就要出去痛哭,分分秒秒你就要变成一个卖主的人,你就要变成一个不信的人。111

尽管王怡并不否认成为基督徒可以、甚至应当带来改变生命的转化、更新与成长,但这始终是上帝的行动,必须对自己隐藏,不应进入自我反思的意识。切斯特顿在讨论"谦卑"这一美德时,曾将其比作"健康"——两者都意味着,一旦我们注意到它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它们。112谦卑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谦卑,就说明他已不再真正谦卑。在王怡看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必须不断带有真正谦卑的印记,这意味着他们在存在中不可避免地经历"随时的崩溃"与"随时的跌倒"。113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六四后知识分子中普遍盛行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审问的倾向。

考虑到当代美德伦理学资源如今被用来为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政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可以辨识出王怡对侯活士著作中所渗透的社群主义核心概念——如"叙事"、"品格"、"美德培育"——保持警惕的根源所在。与侯活士主要面对边缘化这些概念的自由主义社会不同,114在中国,以道德圣贤为中心的精英政治想象,始终主导着文化与政治实践。115正如刘晓波反思自己的品格乃至认罪动机一样,这种怀疑如此深刻,以至于王怡在对人性全然败坏的深刻沉思中,最终叹道:"实际上,我最缺乏的就是一种低估自己的能力。因为我无论怎么说,都仍然高估了我的善良。唉,连最后这句话,也落在魔鬼的网罗里。"116

根据万宁韦什的分析,朋霍费尔在"我是谁?"这首诗中,在质疑他向狱友所呈现的品格时,陷入了无限的"对怀疑的怀疑"——"似乎连对怀疑的怀疑也无法平息怀疑","最终导向一种悲剧性的循环"。117朋霍费尔最终以一句简单的顺服宣告结束这首诗:"不论我究竟是谁,
神啊,你知道:我是你的。"118这对寻求进一步自我探索的读者来说,或许是一种震惊,因为"折磨他的问题仍未得到回答"。119朋霍费尔不是将"上帝"作为解决方案引入他的独白,而是将那孤独追问的"自我"引导"出去"到上帝那里——"一切问题在祂里被吸纳、终结"。120

王怡与朋霍费尔在追求自我认同方面,有着惊人的汇聚之处。两人都深陷于关于自身之义的"对怀疑之怀疑"的循环之中;他们的问题最终不是被回答,而是在与上帝的相遇中被消解。上帝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成为真正门徒存在的唯一问题。王怡在一首诗中写道:

因此,相信上帝就是忍受上帝。 忍受此生圆满和不朽的幻象被打破。 就像忍受刷牙出血,切菜受伤。121

这种单纯性的表达,支撑着王怡关于殉道的话语。在说出"信心就是发现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事的蛛丝马迹"122之后,他迅速转向殉道主题。他判断,家庭教会所承受的逼迫,恰恰是上帝的"蛛丝马迹"。这意味着"上帝逼着我们相信恩典,逼着我们离开舍不得离开的世界"。123这当然呈现出一种与侯活士末世性话语相似的特质——与世界的决定性决裂——但考虑到王怡提及自我认同的破碎,它也微妙地暗示着重新肯定"世界"的可能性。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提到的:

律师打着灯笼去法院
律师戴着钢盔去上诉
火车上坐满了冤民
火车上站满了流眼泪的人
我看见慈悲如火焰从天降临
我看见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
今夜。上帝是乌克兰人
今夜。上帝是昆明人124

对于熟悉王怡反对自由派神学和中国化议程的读者来说,他将基督描绘为既是"乌克兰人"又是"昆明人",可能显得令人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然而,我认为,这种张力恰恰标志着启发王怡的路德宗对上帝末世性实在之理解,与侯活士主义之理解之间的关键区别。

万宁韦什的精辟阐释,澄清了末世性国度在教会中的临在如何带来"世界的双重成为"。125他指出:"敬拜作为在根本意义上活在上帝创造性活动中的实践……因此成为向外有效的活动,一种'带来某种东西'的活动。"126世界首先作为上帝创造性活动"敬拜"的对立面而出现。在这里,我们必须回想朋霍费尔神学本身的一元论(反二元论)特征,以及这如何影响了他将罪定义为虚无。因此,"世界作为敬拜之对立面"的视角,意味着"世界"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作为仍然敌对上帝的存在,它"在教会中以内涵方式存在"。127正是"敬拜作为一种使'世界'成为世界的活动,应当被视为如此危险"。128这是"世界的第一次成为"。它呼应了侯活士的主张:教会的正确敬拜使世界认识到"它是世界",意义在于"它不愿意荣耀上帝"。129在这里,拒绝敬拜的世界与敬拜的教会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路德宗教会论的论述,确实肯定了教会是一个反社会。

然而,朋霍费尔对宗教的戏剧性论述,表明这种教会论如何反过来可以认可世界性。尽管"世界的第一次成为"作为以敬拜为中心的末世性实在的对立面而存在,但通过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工作,130"敬拜同时使世界有可能找到一种不同的自我理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131从"第一次成为"到"第二次成为",世界经历了一种"有益的"转化。这赋予教会在理解"为那城求平安"使命方面更为积极的意义,使教会得以追问"政治共同体如何能为自己获得教会已然所在的有益存在的份额"。132

对侯活士而言,作为末世性替代,要求教会不断以可见的方式将自己与任何世俗伦理区别开来。然而,从路德宗的视角来看,正如乌尔里希(Hans G. Ulrich)所观察到的,这不一定要求教会"构成一个有意与'世俗'城邦形成对比的教会城邦",有时要求它们"与城邦共存,并与城邦产生创造性张力"。133在此基础上,乌尔里希肯定"公民社会可以被视为由承诺于对其他人有兴趣的任何任务的人所组成的群体"。134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可以超越禤智伟所批评的那种本性,即保护私人利益,而是活出跟随基督的样式,与他一同为贫困的生命哭泣,就像他在客西马尼园为人类的罪受苦一样。然而,在这种苦难的意义上,乌尔里希也坚持,这种参与必须始终作为一种批判性诠释学而发挥功能。在具体处境中,它运用在敬拜中被上帝话语更新的辨别力,与社会现状保持创造性张力,不断追问:"如何继续作上帝子民?"135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怡从一开始提出公开化使命时,就已经拥有如此成熟的路德宗神学理解,作为教会公共使命的根据。我所主张的,是家庭教会在狭义上保护敬拜免受政治影响的需要,与拒绝放弃公共使命之间的张力中,逐渐摸索、实验,并被引导走向这一方向的。神学命题是在实践过程中被理解、认识和确认的,同时由于实践的动态本质,始终对修正或新的诠释保持开放。我将王怡为《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所写的系列诗歌,视为这种动态神学命题的代表。136如王怡在一首诗中写道:

没有诗歌的语言
没有光芒
如果一个词语
有十年没有被写进一首诗里
就像十年没有被吻过的嘴唇
或没有拥抱过的身体
没有诗歌的语言
不能用来赞美
只能用来作报告
请假、写作业、诉讼,和彼此争吵137

对王怡而言,诗歌比其他语言形式与生命有着更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他为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每一条都写诗这一行为,可以合理地被视为呼应哥林多后书 3:6 的努力——"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这些诗歌重新激活了已凝固为命题式表达(字句)的神学生命形态,将改革宗神学语法(圣灵)从僵化的潜在危机中拯救出来。这与后自由派神学对生命实践之优先性的强调产生共鸣。

因此,王怡的神学思想具有与侯活士相似的动态特质,使学者难以找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性框架。相反,更恰当的进路,需要将诠释扎根于教会的实践与见证之中。殉道的实践甘愿接受自我破碎,同时在当前处境中持续辨别如何在客西马尼园跟随基督,站在无声苦难者的身旁。这使公开化使命不仅仅是教会可见性的表现,而是其隐藏性之体现。

4.4 权利的让渡乃公民社会的开端

我认为,王怡受路德宗启发的末世性神学,尤其是置于当代华语处境之中时,提供了一种比侯活士主义进路更具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它不仅肯定教会积极参与维系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的工作,也为诠释朋霍费尔的生命见证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框架,而不致陷入不必要的争论之中。

侯活士对美德伦理学的强调——尤其是对美德培育与道德本真性的关注——倾向于驱使他论证朋霍费尔并未深度介入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以此保全朋霍费尔作为致力于和平主义见证之门徒的品格。相比之下,港式侯派的邓绍光(Andres Tang)则代表了同一美德伦理逻辑所产生的相反结论。邓绍光不否认朋霍费尔深度介入阴谋,而是将其诠释为一次失败的见证,并进一步认为,这一失败揭示了朋霍费尔神学资源的决定性缺陷,即"缺乏重洗派传统"。而邓绍光认为这一传统,对于面对希特勒政权的暴力现实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侯活士与邓绍光基于不同的历史判断,对朋霍费尔得出了不同的评价,但两人都在同一个美德伦理框架内运作。在这种视角下,成熟的基督徒和平主义生命,应当作为门徒的人类道德能动性而被体现,并在具体行动和决定中持续可见,以满足本真性的要求。

相比之下,路德宗的隐藏性教义,使得诠释朋霍费尔的生命见证时,不必依赖于他在暗杀阴谋中参与程度这一充满争议的历史问题。正如乌尔里希所论证的:

被纳入上帝的旨意,按定义只能是对上帝行动的承受。无法掌控和改变事件带来苦难,进而引发进一步的问题:是否允许自己通过自愿接受这种行动能力的丧失,而被转化(Verwandlung)。在朋霍费尔看来,我们行动能力意识的这种收缩,是转化中的一个关键站点。因为唯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发现将我们的"正确行动"交付上帝时所带来的自由。138

因此,乌尔里希的路德宗,更愿意接受破碎的自我感,并将其理解为"承受上帝自己旨意"的可能表现。139它肯定门徒有时可能被引入那种"'正确'已不再可能被做到"的处境。140按照这一逻辑,即便是深度而自觉地介入暗杀阴谋,也不必然意味着朋霍费尔未能跟随和平的十字架之路。在希特勒政权的条件下,存在某些处境,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人的苦难发声,即便这样做需要结束一个暴君的性命。

必须澄清:由于这样的判断和决定体现了"人类行动的终点"——门徒只能"为邻舍的缘故接受伦理上的'错误'"——这意味着朋霍费尔的见证,决不能与任何试图从原则上为暗杀之"正确性"辩护的努力相混淆。141这类尝试可能会提出一个门槛原则,例如:当面对某种程度的恶时,以暴力进行抵抗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义务性的,只要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邻舍。然而,朋霍费尔并不寻求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任何可以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之上。关键在于在人类行动极限处所作的负责任决定——门徒为邻舍的缘故行动,同时放弃对道德自我辩护的任何主张。因此,朋霍费尔的见证,不在于行动本身的正确性,而在于甘愿承担罪咎,并将行动的最终审判交付上帝。

在这一伦理框架内,王怡对权利与公民社会的理解找到了其恰当的位置。如果朋霍费尔的生命见证表明,门徒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放弃寻求为自己行动作道德辩护的权利,王怡的政治神学则通过提供对权利的政治神学论述,与这一逻辑产生深刻共鸣。在他看来,对基督徒而言,权利并非首先是需要被捍卫的财产,而是可以也应该被放弃的资源。然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并不意味着退出公共生活或放弃政治行动。恰恰相反,正是通过放弃主张自身权利,基督徒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去参与捍卫邻舍权利、维系公民社会的公共实践。

Footnotes

  1. See, for example, Alexender Chow,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4-45; and Jarred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Neo-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a Context of Persecution with a Focus on Pastor Wang Yi,” PhD diss.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23), 150-151.

  2. See Chapter 4, sec. 4.2.

  3. Its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is “end-world.”

  4. Its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is “end-day.”

  5. See, for example, Wang Yi, “Mori de fuyin (Tai 25:31-46)” 末日的福音(太25:31-46) [The Apocalyptic Gospel (Matthew 25: 31-46)], Wang Yi wenku 王怡文库 [Wang Yi Resource Library], 8 August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7600.

  6. Stanley Hauerwas, Matthew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07), 137-141. Wang Yi, “Zai fuyin zhong caolian siwang (Tai 14:1-12)” 在福音中操练死亡(太14:1-12) [Practicing Death in the Gospel], Wang Yi wenku, 12 March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5723.

  7. Hauerwas, Matthew, 209-210. Wang Yi, “Xiayi zhan, tianguo (Tai 25:1-30)” 下一站,天国(太25:1-30) [Next Station, The Heavenly Kingdom], Wang Yi wenku, 1 October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一站,天国.

  8. Hauerwas, Matthew, 24. Wang, “Mori de fuyin.”

  9. Hauerwas, Matthew, 24-25; 204. Wang, “Mori de fuyin.” See also Wang Yi, “The City of God on Earth,” in Wang Yi et al.,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eds. and trans. Hannah Nation and J.D. Tseng (Illinois: IVP Academic, 2022), 147-148

  10. Hauerwas, Matthew, 25, 204-205. Wang Yi, “Moxiang fuyin” 默想福音 [Contemplating the Gospel], in Dasheng de moxiang 大声的默想 [Contemplation Loudly] (Hong Kong: Covenant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4.

  11. Hauerwas, Matthew, 127, 223-225. Wang Yi, “Zai fuyin zhong caolian siwang”; “Zheshi aizi de rongyao (Tai 17:1-13)” 这是爱子的荣耀 [This is the Honour of the Beloved Son], Wang Yi wenku, 30 April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5730; and “Mori de fuyin.” See also Wang Yi, “The Way of the Cross, The Life of the Martyrs,” in Wang Yi et al., Faithful Disobedience, 153-167. 1.2. June Carries a Wound upon Her Ribs Since 2009, the ERCC has designated the period from 12 May (the date of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to 4 June as the “National Prayer Month”, a practice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June, moreover, frequently appears as a theme in Wang’s poetry, running through his early lamentation period right up to his arrest in 2018.14 His final poem, written in June before imprisonment, clearly displays apocalyptic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 it poses a conundrum. The first stanza reads: Some say Beijing hasn’t seen a single snowfall this year I know it’s all for June frost In an upside-down world Only upside-down things hold value Like the sun rising in the west Then I know the end time is near15 Wang endows June with an apocalyptic significance, presenting it as China’s collective pain. The Chinese idiom “June frost” itself signifies enduring injustice so profound that even the weather behaves abnormally. With this imagery, Wang skillfully merges an apocalyptic reality with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suffering. The poem later continues:

  12. See, for example, Wang Yi, “6 yue 4 ri: Xisheng” 6月4日:牺牲 [4th June: Sacrifice], in Da jiaotang: Ershi nian shixuan 大教堂:二十年诗选 [Cathedral: A Poems Selections of Twenty Years] (2014), 37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originally written in 1995; “6 yue 4 ri: Xin zhangzheng de lushang” 6月4日:新长征的路上 [4th June: On the Road of New Long March], in Da jiaotang, 364; originally written in 1996; “6 yue 4 ri: Zhi shounan zhe” 6月4日:致受难者 [4th June: To the Victims], in Da jiaotang, 324; originally written in 1997; “6 yue 4 ri: Chu Aiji” 6月4日:出埃及 [4th June: Exodus], in Da jiaotang, 205; originally written in 2009; “Liuyue (zushi)” 六月(组诗) [June (Poem Cycle)], in Da jiaotang, 8-10, originally written in 2014; and “Liuyue jiuyao jieshu le” 六月就要结束了 [June Will Soon Be Over], Wang Yi wenku, 22 June 2016.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13. Wang Yi, “Liuyue feishuang” 六 月 飞 霜 [June Frost], Wang Yi wenku, 6 March 201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Some say Beijing hasn’t seen a single snowfall this year I maintain there’s a mysterious meaning to this Just as on the day my friend and father passed away Thunder and lightning seized the capital’s night In an upside-down world You must rely on imagination to survive To prevent a stray bullet from piercing your chest16 Here, the injustice of June Fourth is clearly intertwined with the apocalyptic imagery of June’s frost. The connection is so strong that Wang even invokes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to describe June in another poem, writing: “June bears a wound upon its ribs.”17 Such a link also appears to challenge our established ecclesiocentric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Hauerwas’s terminology powerfully highlights the key point. If the church is destined to be an alternative polis, has Wang compromised the alienness of God’s kingdom in his commemoration of June Fourth? Has the church, as an apocalyptic community witnessing to God, been reduced to the “Republic on the Square” of 1989—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seemed within reach yet ultimately slipped away? If April—the month of Good Friday—brings Hauerwas and Wang closest together, then June may be when they diverge most sharply. This tension becomes particularly acute with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s Occupy Central civic movement in the 2010s. 1.3. Hong Kong Hauerwasians and Civil Movements During Hong Kong’s civic movement, a group of theologians known as Gangshi Houpai (Hong Kong Hauerwasians) emerg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term does not refer broadly to

  14. Ibid.

  15. Wang, “Liuyue jiuyao jieshu le.” theologians studying Hauerwas in Hong Kong, but rather denotes a particular political theological stance, one centred around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represented by Andres Tang, Freeman Huen, and Vincent Lau. These scholars draw on Hauerwas and John Howard Yoder as theoretical sources, which they deploy to criticise the Hong Kong civic movement and to call the church to keep its distance from it. These Hauerwasian critiques of the Hong Kong civic movement operate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each of these theologians focuses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ir shared prospect. Sometimes, the critique is directed at the specific forms that the movement takes. Andres Tang, for example, claims that despit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s emphasis on love and peace, the form of “occupation” itself has already embodied “a certain form of violence/coercion” because the lethality of which was the gathering of 10,000 people or more on the main roads of Central,”18 and therefore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Christian faith’s ‘love’ and ‘peace’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Occupy Central.”19 Some critics, however, take such criticisms a step further, directly criticising the struggle to defend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tself. Huen’s article “Public Theology: Whose ‘Public’? How Much ‘theological’?”20 is characteristic of this approach. In this article, Huen presents a genealog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a narrative that culminates in Max Stackhouse’s attempt to position theology within the paradigm of a “public theology” whose aim is to participate in civil society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political. Huen modifies this proposal of public theology by suggesting that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s itself an idealised concept.21 He points out that in reality, civil society has

  16. Andres Tang, “Huiying ‘heping zhan Zhong’: yixie laizi jidu xinyang de tiwen (Shang)” 回应「和平占中」: 一些来自基督信仰的提问 [Response to “Occupy Central with Peace”: Some Questions from the Christian Faith], in Zhengzhi zhong de jiaohui 政治中的教会 [The Church in Politics] (Hong Kong: Logos, 2015), 72-73.

  17. Ibid., 71.

  18. Freeman Huen, “Gonggong shenxue: Shui de ‘gonggong’? You ji ‘shenxue’?” [Public Theology: Who’s ‘Public’? How Much ‘Theological’?], Shandao qikan [Hill Road] 31 (July 2013), 31–63.

  19. Ibid., 50-51. “degenerated into a playing field for private interests.”22 Furthermore, when the church attempts to maintain its political relevance by entering civil society, it inevitably falls into the predetermined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of liberalism, thereby unconsciously creating its own public as one of “the many disparate and competing ‘publics’” within the liberal public.23 Public theologians seek to translate the faith into a moral language that can be adopted in the playing field for publics (civil society), which, in Huen’s view, represents a marginalisation of the gospel and Christian discipleship, resulting in a disembodied faith. As a last resort, he appeals to Hauerwas to call the church to live out its own “body politic” and to face the “inevitable conflict between discipleship and citizenship.”24 This critical approach appears to resonat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central concerns of postliberal theology explored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It follows Hauerwas in emphasising the church’s positioning as a cultural-linguistic community.25 Like many postliberal theologians, it describes discipleship training as a proces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emphasizing the incommensur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of this language with other cultural languages.26 This insight i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church’s participation in civic movements, questioning whether the church has compromised its miss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liberalism and, consequently, become one of many secondary publics. On this point, the Hauerwasians offer a parallel message to Wang’s insistence on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the church’s faithful disobedience. However, their sceptical attitude toward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is at odds with the ERCC’s political concerns in many aspects. For instance, by the same standards,

  20. Ibid., 52.

  21. Ibid.

  22. Ibid., 62. Huen’s citation here contains a minor mistake. His footnote here indicates that the text that his paraphrase refers to is Stanley Hauerwas, In Good Company: The Church as Poli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26. But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Stanley Hauerwas uses the term “body polity” rather than “body politic”.

  23. Freeman Huen, Shehui· lunli: Du xie Houhuoshi [Title in English on colophon: Writing with Hauerwas: Essays on Social Ethic] (Hong Kong: Logos, 2017), 115-116.

  24. Ibid., 119-120. Wang’s signing of Charter 08,27 the ERCC’s commemoration of June Fourth, and its appeal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honour the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all raise suspicions of 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hurch’s distinctive witness and liberal political aspirations.28 Were this criticism be proved to be valid, th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established so far in this thesis would also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f the ERCC’s political testimony ultimately cannot move beyond Wang’s earlier attempts to achieve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between a Christian worldview and liberal politics,29 it seems reasonable to press hard questions as to why house churches insist on an anti-sinicisation stance instead of engaging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Were they to do so, it would be logical to incorporate aspects of the latter into the ERCC’s liturgical arrangements in order to express values shared in the church and culture. Why ought not elements from the latter two traditions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urch’s liturgical arrangements to solidify the alliance of shared values with Christianity? Does Wang’s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25. Charter 08 is a human rights manifesto drafted and revised by Zhang Zuhua, Liu Xiaobo, and others and signed by many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cluding Wang. This declaration became the main reason why Liu was sentenced to “suspicion of inciting the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detained for life.

  26. In sharp contrast, Huen invokes John Rawls’s discourse on civil disobedience, noting that it “restricts its (civil disobedience) feasibility and legitimacy to a relatively just democratic system.” He criticises the Occupy Central activists for failing to recognise that what they perceived as peaceful protest wa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ready a form of “revolution.” Freeman Huen, “‘Zhanzhong’ yu gongmin kangming: Jidutu lunli bianshi de yici shifan” 「占中」与公民抗命:基督徒伦理辨识的一次示范 [“Occupy Central” and Civil Disobedience: A Demonstration of Christian Ethical Discernment], in Benny Tai et al., Gongmin kangming yu zhanling zhonghuan: Xianggang jidutu de xinyang shengsi 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 [Civil Disobedience and Occupy Central: Reflections on Faith by Hong Kong Christians] (New Taipei City: Song of Songs Publishing, 2013), 187.

  27. Regarding his endorsement of Charter 08, Wang once explained: “I believe such an appeal is i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intellectuals and citizens. It also represents the signatories’ expression of love for this community. This love, of course, is not rooted in Christ. Yet they cherish their nation more than this government does. Why did I sign? Because although these demands cannot truly change China—that is, transform the soul of the Chinese people—the values upon which they are based align with my own convictions. Indeed, thes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values have become a consensus within the flawed conscience of both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and are inherently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Christian faith.” Wang Yi, “Jiating jiaohui de dengji wenti ji qita” 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及其他 [The Registration of House Churches and Other Matters], in Linghun shenchu nao ziyou 灵魂深处闹自由 [Revolution in the Depth of Soul]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2), 333. Emphasis added. persistently retain a pronounced preference for Western liberal political ideas, and might it, as Bai Yucheng insists, merely be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30 In response to this challenge, this chapter counters by offering an opposing perspective, insisting that the ERCC’s political witness be examined and interpreted within the trajectory of Wang’s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rend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RCC’s faithful disobedience more dynamic, compelling us in turn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s Lutheran-Calvinist theology and Hauerwasian theology in terms of their postliberal cultural- linguistic insights and their deployments of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In this process, the witness of Dietrich Bonhoeffer will emerge as a focal point. 2. The Divine Hiddenness against Visibility 2.1. Dietrich Bonhoeffer as an Examplar of Non-Violence Hauerwas once mentioned that he frequently encountered after lectures the question “What about Dietrich Bonhoeffer?”31 Bonhoeffer’s involvement in the plot to assassinate Adolf Hitler had become so widely known that he seemed to have become an antithesis of pacifism. In response, Hauerwas first denies the certainty of Bonhoeffer’s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assassination plot,32 and then endeavours to demonstrate that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witness embodied pacifist concerns33 and restored the church’s visibility as “a community of peace.”34 He pointed out Bonhoeffer’s reflections on liberal politics and the church’s duty to

  28. Bai Yucheng,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Wang Yi’s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ristian Social Activism and Rule of Law in Chinese Societies, eds. Yang Fenggang and Chris White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267-287.

  29. Stanley Hauerwas, “Foreword,” in Mark Thiessen Nation et al., Bonhoeffer the Assassin?: Challenging The Myth, Recovering His Call to Peacemaking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3), xiii.

  30. Stanley Hauerwas, Performing the Faith: Bonhoeffer and the Practice of Nonviolence (London: SPCK, 2004), 35-36. Within this perspective, I consider it reasonable to regard Nation et al., Bonhoeffer the Assassin?—a work co-authored by the three Mennonite theologians and pastors Mark Thiessen Nation, Anthony G. Siegrist, and Daniel P. Umbel—as an extension of Hauerwas’s endeavours in this regard.

  31. Ibid., 40.

  32. Ibid., 43-48. step forward as the state’s “restrainer”35 and reminder of God’s “commandments and realities.”36 However, he also argues that Bonhoeffer was influenced by the Lutheran doctrine of two kingdoms and the mandates,37 so that when he emphasised the visibility of the church to the state, he was finally unable to totally escape “the limits of the habits that have long shaped Lutheran thinking,” which “can invi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which results in Christian obedience becoming invisible.”38 One American critic of Hauerwas’s interpretation, Jonathan Malesic, presents a compelling critique of Hauerwas’s argument from within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ramework. By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 hiddenness in Bonhoeffer’s theology, he contends that Hauerwasian ecclesiology’s excessive focus on visibility misleads Christians into believing that “Bonhoeffer in his theology wants Christians to be unambiguously upfront about their Christian identity,” which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s]ecrecy is a highly important theme in Bonhoeffer’s theology.”39 In what follows, we trace Malesic’s emphasis on hiddenness by examining the two central concepts he employs—Arkandisziplin and God’s endorsement of human self-concealment—and how these concepts shape his interpretation of Bonhoeffer’s notion of the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2.2. The Divine Concealment that Protects Religious Identity Malesic regards the conception of Arkandisziplin (discipline of the secret) that Bonhoeffer emphasised in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as the latter’s answer to the tension Christians must navigate in the public sphere. He presents the tension in this way: “Moral life, preeminently

  33. Ibid., 53.

  34. Ibid., 52.

  35. Hauerwas mentions “four mandates” in his writings, but both labour and marriage can be subsumed under the mandate of oikonomia proposed by Luther. Ibid., 50.

  36. Hauerwas, 51.

  37. Ibid., 139.

  38. Ibid., 141-142.

  39. DBWE 4, 119.

  40. Malesic, Secret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144. un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with God. Malesic emphasises that the dramatic twist in the Genesis story of the theme of covering lies in God’s action of making garments for humans. He exposits its meaning as follows: “[E]ven as God punishes the humans for transgressing his law, he endorses their capacity for secret-keeping, gives them leather, giving them leather garments to conceal their nakedness.”44 God’s covering endorsed the importance of secret keeping in the postlapsarian world. This becomes the origin of “religion”, since what follows is the sacrifice of Abel and Cain in Genesis 4:3-4. This episode shows why concealment became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of biblical religion.”45 2.3. Christian Concealment in a Religionless World Malesic adopts the “religious (hidden) church/non-religious (public) world” framework to explain Bonhoeffer’s late conception of a religionless world, also known as “a world come of age,” which implies a “modernity in which enterprises like art and science thrive without appeal to God.”46 Malesic is right to emphasise Bonhoeffer’s optimism about this development, and to argue that it frees the church from seeing itself as the regulator of every human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endeavour. The Arkandisziplin becomes a temporary measure that the church adopts to face the religionless modern world, demonstrating the church’s patience and trust in God’s promise of the eschaton. As Bonhoeffer writes in a letter to Bethge, silent and hidden Christians wait in prayer to do the right things for “God’s own time.”47 Malesic finally positions the end describes Christians as a group much like museum curators, who guard the gate of truth as curators guard fragile and vulnerable art collections, deciding what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world and what should not.48 In his view, both the

  41. Ibid., 169.

  42. Ibid.

  43. Ibid., 125.

  44. LPP, 162. Cited in Malesic, Secret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125.

  45. “Stewardship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is a form of caring perhaps best thought of as curating…. Museum curators are gatekeepers. They do not grant access to the museum’s entire collection to any and all. While select American church, which seeks 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issues of our time, and Hauerwasians, who emphasise the need for the church to be a visible alternative polis, have overlooked the longstanding Christian wisdom of hiddenness. He therefore proposes that the reclaiming of secrecy as a therapy aimed at correcting the dislocation of the church,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needed at time Christians appear in public. He believes that this secrecy can prevent Christian teaching from being reduced to a form of public-interest language. He also thinks this secrecy will be beneficial to American public life, even if it was not the initial goal of Christian witness.49 So far, we can see that the positions taken in the debate between Malesic and Hauerwas put the political positions of Wang and the ERCC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On one side, from a Hauerwasian perspective, their civic engagement—especially their remembrance of June Fourth—is likely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the loss of the church’s distinctive voice. On the other side, Malesic’s espousal of Christian hiddenness, while somewhat balancing the Hauerwasians’ (over)emphasis on the church’s visibility and opening up more space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non-Christians in human rights and civic activities, nevertheles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the church’s faithful disobedience and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When the ERCC insists on appearing in the public square in the name of the church, it appears as an act of lost the patience and waiting characteristic of Arkandisziplin, an overstepping of the curator’s authority over God’s treasury that leads to throwing pearls before swine (Matthew 7:6).50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 ask if Bonhoeffer’s texts illumine this paradox, particularly his exposition of concealment in Creation and Fall. I find there that, while Malesic has made works will go up for public display, many, many more remain behind closed doors because they are fragile or because they are not crowd-pleasers.” Ibid.

  46. Ibid., 237.

  47. The parable of “throwing the pearls before swine” is used by Malesic in his book to remind Christians of the secrecy of the gospel. Ibid., 17, 60.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introducing Bonhoeffer’s theory of hiddenness into the field of political theology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the American church and Hauerwasianism), his interpretation occasionally confuses divine concealment with human self-concealment. This leads him to mistakenly link the church’s divine concealment to a concern for protecting self-identity. In contrast, Bonhoeffer’s account of divine hidden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targets precisely this self-protective human inclination for theological criticism. 3. Whose Garment? What Kind of Concealment? 3.1. Malesic’s Hiddenness and the Double Psyche Malesic correctly points out that the notion of Christian hiddenness echoes Bonhoeffer’s proposal of a “disciplined unconsciousness”. Christians can maintain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ir faith while going public, “if Christians conceal their Christian identity in public, cultivating a paradoxical ‘disciplined unconsciousness’ about that identity.”51 However, a conceptual gap emerges. In his use, concealment is about hiding one’s identity from the public. Bonhoeffer’s conception of unconsciousness, however, focuses on making oneself overlook the virtues one possesses.52 Malesic is aware of this conceptual and so proposes an inclusive relationship to bridge the two conceptions. He notes that “hiddenness from self is primary simpl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hiddenness from others.”53 In other words, Christians make themselves unaware of the Christian identity that enacts their practice of love, and this necessarily leads others to be unaware of it. Malesic with this reading rightly elaborates the late in Bonhoeffer’s articul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 reflective activity and the

  48. Ibid., 140.

  49.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disciples is hidden from themselves. Of course, they, too, can see the extraordinariness, but not themselves in it; they remain hidden from themselves.” DBWE 4, 119.

  50. Malesic, Secret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145. disciple’s pure obedience to Christ. Christians are so concertedly looking to Jesus alone that they are oblivious to the extraordinariness of their actions.54 Yet Malesic’s invocation of Bonhoeffer’s unconsciousness has notable limitations. Such an unconsciousness and hiddenness to the self, in reality, do not play prominent role in Bonhoeffer’s account of Christian concealment. If we consider, for example, Malesic’s museum curators, it is difficult to where the disciplined unconsciousness might fit. Is Malesic suggesting that the curators’ protective action is first and foremost rooted in their unconsciousness of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s they have been entrusted with? Furthermore, his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3 traces the origin of concealment to Adam and Eve’s self- covering;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hiddenness of the self to one’s own has any significant place in this passage nor in God’s subsequent covering action. Thu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Bonhoeffer’s teaching on disciplined unconsciousness reveals a marked conflict with Malesic’s construal of Christian self-concealment, particularly his account of Christian identity. This becomes especially clear when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self-concealment in light of the exposition on simplicity in Ethics. Bonhoeffer describes it this way: A person is simple who in the confusion, the distortion, and the inversion of all concepts keeps in sight only the single truth of God. This person has an undivided heart, and is not a double-psyche, a person of two souls (James 1:8). Because of knowing and having God, this person clings to the commandments, the judgment, and the mercy of God that proceed anew each day from the mouth of God.55 Read against this criterion, Malesic’s account of unconsciousness presupposes a sharply divided moral subject. Building upon the liber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eligious church and

  51. Ibid.

  52. DBWE 6, 81. the non-religious public sphere, his proposal effectively divides the social world into two ethically differentiated domains, governed by distinct norms of speech and self-presentation. Such a division, however, does not merely concern external contexts; it requires a corresponding division within the moral agency of the Christian subject. Within the church, Christians are encouraged to receive explicit theological teaching and to consolidate a distinctly Christian identity, one that is self-consciously formed and normatively articulated. By contrast, in the public sphere this same identity is to be withheld, as Christian moral action is expected to proceed without explicit reference to its confessional source. The public self is thus required to act ethically—particularly through practices such as the love of the neighbour—while bracketing the theological commitments that ground and orient such practices. From a Bonhoefferian perspective, this arrangement constitutes not a pragmatic differentiation of communicative contexts but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a double psyche. The Christian is rendered a fragmented moral agent,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divided along the public/private axis of modern liberalism. Such a division obscures the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 simplicity. By requiring the subject to navigate ac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ormative registers across social spheres, the single truth of God is no longer kept in view as the decisive orienta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c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is thus severed from the undivided heart that clings to God’s commandments, judgment, and mercy as they proceed anew from the mouth of God. One might object that this account leaves insufficient room for contextual differentiation, collapsing ethical discernment into a form of confessional absolutism. Such an objection, however, misidentifies the target of Bonhoeffer’s concern. Christian simplicity does not entail uniformity of action across contexts, nor does it exclude discretion, silence, or strategic judgment. Rather, it resists the elevation of contextual distinctions into independent sources of moral normativity. Bonhoeffer affirms that responsible action is concrete and situationally discerned, yet he rejects the fragmenta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long differentiated social spheres—a point that will become clearer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Lutheran doctrine of the three estates. The problem, therefore, is not that Christians behave differently across contexts, but that their actions are governed by more than one ultimate authority. Bonhoeffer’s concept of simplicity insists that the hiddenness from oneself does not entail defending Christian identity. How can a person hide from himself what he is and has? A divided perception of the self might be a possible outcome, but the dominical command of simplicity precludes it. Simplicity involves hiddenness, which is not an action consciously performed but rather an unintended outcome of another more fundamental action—namely, fixing one’s gaze on complete submission to God. Hiding one’s righteousness in Bonhoeffer’s terms is equivalent to single-minded concentration on Jesus. This explains why, in Discipleship, Bonhoeffer sometimes speaks of the church community’s invisible “identity,” which he associates with Christian righteousness;56 however, in other sections of the same book, Bonhoeffer also portrays Christian identity as opposed to Christ.57 3.2. The Commentaries on Genesis and the Eschatological Problems In Creation and Fall as well as other writings, Bonhoeffer never directly describes God’s act of making garments as an endorsement of any human capacity, potential, or tendency.

  53. “Here on earth, they (Christians) only see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are to become. What is visible here is nothing but their dying. … As a visible church-community, their own identity remains completely invisible to them. They look only to their Lord. He is in heaven, and their life for which they are waiting is in him. But when Christ, their life, reveals himself, then they will also be revealed with him in glory.” DBWE 4, 233.

  54. For example, “[f]or every unmediated natural relationship,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is an expression of hatred toward Christ, the mediator, especially if this relationship wants to assume a Christian identity.” DBWE 4, 95; and “[i]t is never a question of our having or taking on the same identity as the disciples or other people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only issue of importance is that Jesus Christ and his call are the same, then and now. … The question whether I ought to compare myself with the disciple or with the paralytic poses a dangerous and false alternative. I need not compare myself with either of them. Instead, all I have to do is to listen and do Christ’s word and will as I receive them in both of these biblical accounts.” Ibid., 203-204. Rather, it is only described as God’s work of preservation: “God accepts human beings for what they are, as fallen creatures.”58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our present discussion, the crucial question is whether God’s preserv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endorsement of human self-concealment. Bonhoeffer’s exegesis, I will propose, does not allow this interpretation. Firstly, according to Bonhoeffer, what is preserved by God is “a world between curse and promise, and the last promise allows him to return to the earth from which he was taken, allows him to die.”59 God preserved human life after the fall to enable Adam to “live on his way to death.”60 This preservation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y Adam as “to mean sinking back into the nothingness out of which God created the world.”61 To the fallen Adam, the final promise is nothingness, nothingness as the “death of death.”62 Based on these claims by Bonhoeffer, it is easy to see that if God’s making of garments is merely an endorsement of man’s capacity for self-concealment, what is promised in such a preserved life can only be the death that returns us to dust rather than the kingdom of God for which Christians hope. Then, Bonhoeffer’s chapters on Adam, the one expelled from Paradise, and Cain, the murderer, expose a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Malesic’s conception of hiddenness, more specifically, with his eschatology.63 When speaking of “God’s own time,” Malesic defines it as the ultimate moment in linear history, rendering the Christian’s self-concealment and self- preservation as the church’s temporary measures for getting through the time that remains. Such a reading of salvation history has overlooks what Hans G. Ulrich calls the “Messianic- apocalyptic” character of Bonhoeffer’s eschatology, which he draws out of his exegesis on Genesis.64 Adam’s preserved but cursed life is described by Bonhoeffer as a struggle of living

  55. DBWE 3, 139.

  56. Ibid., 131.

  57. Ibid., 135.

  58. Ibid., 136.

  59. Ibid.

  60. Ibid., 141-146.

  61. Hans G. Ulrich, Transfigured not Conformed: Christian Ethics in a Hermeneutic Key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22), 27-50. with “a desperate, an unquenchable, an eternal thirst” for life.65 The fallen Adam goes on his way to death with “an obsessive nostalgia for the original unity.”66 Because paradise is guarded by sentinels, “Adam’s life outside the gate is a constant attack on the kingdom from which he is shut out. It is a flight, a search to find upon the ground that is cursed what he has lost.”67 Such an attack against God’s kingdom finds its fullest expression in Cain’s murder. This is the so-called history of human existence (preserved by self-concealment), a history of desperate assaults on the gate of paradise,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murder of Jesus, the Son of God. Bonhoeffer sees in this narrative development an apocalyptic picture of the war between two kingdoms, two realities, and two histories. Beyond the reality of the fallen world, which was constituted only by the promise of death, God’s preserving action of making garments intervenes as an indicator of God’s will to of reconcile fallen humanity to Godself. “All orders of our fallen world are God’s orders of preservation that uphold and preserve us for Christ.”68 The covering of Christ’s redemption represents the radical opposition between God’s concealment and human self-concealment. This divine act is foreign to us in every way, for it is marked by a kind of self-sacrifice, a martyrdom, that people no longer understand.69 All human works are a continuation of Adam and Cain’s desperate attack on this strange paradis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God’s counter attack on humankind was also completed. Therefore, the reality of God, or God’s own time, is not properly understood as merely a “future event” or a “deferral” as postmodern philosophy likes to call it.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redemption emphasises the reality of God’s intrusion into and sustaining presence

  62. DBWE 3, 143.

  63. Ibid., 134.

  64. Ibid., 144.

  65. Ibid., 140.

  66. “What a strange paradise is this hill of Golgotha, this cross, this blood, this broken body. What a strange tree of life, this trunk on which the very God had to suffer and die.” Ibid., 146. in this world-age. As Bonhoeffer writes in Ethics, “[i]n Jesus Christ the reality of God has entered into the reality of this world.”70 This is a reality that we directly encounter, coexist with, and must actively respond to.71 Christ and the cross have become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again. The kingdom of God has arrived, and the paradise to which people’s nostalgia points has in fact broken in. When Christian ethics is concerned with this intervening reality, Bonhoeffer observes that a range of philosophical binaries are dissolved: “[t]he place that in all other ethics is marked by the antithesis between ought and is, idea and realization, motive and work, is occupied in Christian ethics by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becoming rea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between history and event (faith) or, to replace the many concepts with the simple name of the thing itself, the relation between Jesus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72 Simplicity is impossible for the world but realised in Christ. For our purposes here, the critical binary that is dissolved i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tithesis Malesics situate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 summary, although Malesic perceptively highlights the often-overlooked element of hiddenness in Bonhoeffer’s theology—an element that can offer significant momentum for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hurches’ political engagement, regardless of their stance on liberal politics—his interpretation is problematic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First, his misunderstanding of disciplined unconsciousness leads him to see Bonhoeffer’s Arkandisziplin as a self-protective measure of Christian religious identity, without noting that this unconsciousness is also critical of the Christian’s self-absorbed preoccupation with his or her own “Christian identity”. Second, he traces the theological legitimacy of such self-protective self-absorption back to God’s act of making garments for Adam and Eve in Genesis 3, taking

  67. DBWE 6, 54. Italics omitted.

  68. Bonhoeffer’s “emphasis on the realisation of God’s new reality corresponds to an equally intense emphasis on God’s story in its unmediated and determined totality as invading this world-age”. Ulrich, Transfigured not Conformed, 38.

  69. DBWE 6, 49-50. Cited in Ulrich, Transfigured not Conformed, 38. it to be an endorsement of human self-concealment. However, a close reading of Bonhoeffer’s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has shown that he draws a sharp and very different contrast between God’s covering and humankind’s self-covering. The final and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Malesic’s interpretation lies in his failure to accord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messianic- apocalyptic tenor of Bonhoeffer’s eschatology, which assumes the reality of God’s having already decisively intervened in the world. Malesic’s vision of the world appears to be one condemned to putting things in opposition to each other after the Fall. Such thinking, according to Bonhoeffer, however, “fails to recognize the original unity of these opposites in the Christ- reality and, as an after-thought, replaces this with a forced unity provided by a sacred or profane system that overarches them.”73 3.3.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A More Mature Form of Faith? The set of problems also permeates Malesic’s interpretation of Bonhoeffer’s account of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leading him to establish an erroneous binary between the “religious (hidden) church/non-religious (public) world”. Of course, Malesic’s version of Christian hiddenness does not entirely leave no place for the public witness of the church. Malesic also points out “the limit of Arkandisziplin” in the Nazi period, during which Bonhoeffer called on the church to “publicly protest the state’s interference by ... publicly leaving the state-supported church.”74 Malesic finds that speaking of the secular vocation of Christians, Bonhoeffer asserts that when “there is a clash between the space the body of Christ claims ... and the world’s own claim for space,” Christians will face the limits of their secular vocation.75 In some cases, it will become necessary for Christians to retreat from their secular vocation, confess their faith, and be prepared to suffer publicly. Malesic does not ignore these claims. But he does maintain

  70. DBWE 6, 59.

  71. Malesic, Secret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154.

  72. DBWE 4, 245-246. the priority of hiddenness over publicity by arguing that Bonhoeffer’s discussion of such special cases implies that the norm for Christians in most situations is to hide their confession.76 To protect Christian identity from destructive damage under an evil Nazi regime, Christians were required to suspend their habitual invisibility. However, once “Christian identity” is no longer threatened under such an extreme situation, Christians must again return to their default stance, which is to cloak their confession in secrecy. In this way, Malesic positions Bonhoeffer’s notion of “the world come of age” as an elaboration of a more mature form of Christianity hiding itself once again after episodes of political catastrophe. Simply characterising the publicisation of house churches as an “extreme case” may appear to some to be the easiest way to re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house churches’ public disobedience and Bonhoeffer’s account of hiddenness. This strategy shifts the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to debates about the criteria obtaining in the “state of exception.”77 Political dissidents are thus tempted to reduce their question about how to understand the evil confronting them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ir situation is an exception. However, the following example of a Chinese dissident not only illustrates how this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exceptional state” evacuates the dialogue of its most promising insights, but also reveals how Malesic’s interpretation of Bonhoeffer’s account of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may entail cultural chauvinist implications.

  73. Malesic, Secret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155.

  74. For instance, in “Bonhoeffer, Schmitt,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Petra Brown interprets Bonhoeffer’s account of the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in light of Carl Schmitt’s concept of the “state of exception,” criticising it for potentially leading to a “‘pure violence’ without reference.” Petra Brown, “Bonhoeffer, Schmitt,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Pacifica 26/3 (2013), 246-264. In distinction from Brown’s interpretation, Kevin O’Farrell proposes a Bonhoefferian theology of exception “as a moment when persons encounter the inadequacies of their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to address its challenges, inadequaci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issolution of concrete political life.” In this situation where human ethics and political agency are dissolved,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 is directed toward God’s command and action, which come to “persons as a gift that liberates persons for creative human action,” and establish “the ethical limits of fruitful political life in their place.” Kevin O’Farrel,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a Theology of the Exception (London: T&T Clark, 2024), 156. O’Farrell’s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ception,” particularly its anti-moral self-justification implications and its embrace of fragmented self-identity, exhibits significant conceptual overlaps with the “hiddenness from idea of authenticity” proposed later in this chapter. Yu Jie once recounted a discomforting experience in Western academia. In a spee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used the term “holocaust” to describe the great famine caused by Mao’s govern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immediately face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many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s if they had been seriously offended. Such experiences made Yu realise that he needed more specific accounts of the extremity of the Nazi event.78 He recalls how in 2004 Sandra Kalniete, then Latvia’s foreign minister and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furiated the vice-president of a German Jewish centre when she argued at the Leipzig Book Fair that the state socialism of Nazism was morally comparable to Soviet communism. Moreover, Yu Jie observed that the demand to regard Nazi crimes as the most extreme evil in human history emanates not only from the victims’ side, but that a similar tendency is equally present in Germans’ own reflections upon their historical culpability. For example, he points out that German historia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s claims that although mass murders in other places should still be condemned, none of them are comparable to the Nazi Holocaust.79 The reason is that “Germany is a country of the West. It participated in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nd in a long tradition of the rule of law.”80 It is not my purpose in this section to enter the “state of exception threshold” debate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more inclusive criterion for what will be counted as a holocaust. Rather, I aim only to show how the threshold question—“which mass murders meet the criteria for ‘holocaust’?”—destroys the cap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ly traumatised groups. Even if a more inclusive standard is adopted to put more events in this

  75. Yu Jie, “Xinban xu yan: Deguo, xifang de ‘dongfang’” 新版序:德国,西方的「东方」 [New Preface: Germany, the ‘East’ of the West], Deyizhi de mei yu zui 德意志的美与罪 [The Beauty and Sin of Germany] (Taipei: Lordway Publishing, 2022).

  76. Ibid.

  77.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Eternally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in 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ed. Ernst Pip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3), 174. category of “exception,” victim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ill required to extremise the evil they face to justify their “holocaust” victimhood. Many elements of Bonhoeffer’s theology strongly oppose this way of talking about suffering. Following Barth, for Bonhoeffer evil is a nothingness.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the Nazis is not the forms of extraordinary evil that some Jews or Germans have endeavored to demonstrate, but the banality, nothingness, or what Bonhoeffer calls “foolishness”81 that characterises the willingness of human beings to be reduced to certain slogans and ideologies to the point of losing the possibility of discernment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reby losing their human nature as a neighbor. Bonhoeffer’s account of nothingness thus preserves contextual particularity a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sin. For in a fallen world, people everywhere are in fact confronted with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nothing, there is no way to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order among its different expressions. This prevents any Sündenstolz (pride in having sinned) that might be hiding behind confessions of wrongdoing.82 Without such a vision, Bonhoeffer’s articulation of a world “come of age” looks a lot like an assertion of the historical superiority of the Western experience. To put it into perspective, the Western church has gone through the religious Christian era, just as Western society has gone through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Nazis, and has reflected on these historical passages firsthand. The Western church has gone even further, for the church in the non-religious era had seen beyond the crisis of the Nazis, which demanded confessions in public. It has focused on the threat to the purity of Christ’s teachings posed by the vi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ublic square, which Christians have to counter by their hiddenness. The result is a more mature life-stage of the church. As for those Christians who have not yet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experience the “religious world,” who face daily persecution but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78. LPP, 7-9.

  79. Yu does explicitly use “Sündenstolz” to describe the Winklerian reflection. See Yu, ““Xinban xu yan.” to see that God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first proposition or common answer to human questions, such Christians are undoubtedly in an even more naïve state. They will have to learn to run the same path the Western church has already run. In other words, we can ask if the “publicisa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is merely an acceptable case of exception. Does Bonhoeffer’s description of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encourage us to see the “publicisation” as a symbol of infancy, which should be discarded once the Chinese society becomes more modern, more independent, and less anti-Christian? But what exactly is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As will be shown, this is a crux question of this chapter. Is there any possible point of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ERCC’s political mission and its emphasis on publicisation and faithful disobedience, and Christian hiddenness—two seemingly antithetical concepts? If we exclude the option of treating ERCC’s political mission merely as an exceptional state to be tolerated, might there exist any possible points of convergence between it and th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concept of the hiddenness of Christianity? The following section will argue that they can be compatible, drawing on resources from contemporary Lutheran political theology to propose a third way, an account of “publicisation as hiddenness.” The aim in this section is to demonstrate how Wa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s political mission manifests a form of political action driven by simplicity in the face of the gospel. 4. Reconciling Publicisation and Hiddenness 4.1. Religion as Cry, Try, and Sigh In his analysis of Bonhoeffer’s poem “Christians and Pagans,” Bernd Wannenwetsch adopts a dramatic perspective on Bonhoeffer’s religious theory, dividing it into three distinct phases: religion as “cry,” “try,” and “sigh.”83 He takes religion as “cry” to reflect humanity’s survival needs, wherein“[t]he need, desire, and liberty to cry to God for help are simply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 creature.”84 However, this original simplicity of trust (naïveté) in the Garden of Eden was utterly lost following the fall of humankind. Thus began the second dramatic phase of religion—religion as “try.” Humanity shifted from simple trust in God towards a quest to secure divine protection, which has accompanied by a tendency to functionalise and domesticate God. This tendency manifests most clearly in projecting God as a “deus ex machine” for the existential problems—whether in terms of survival, morality, or politics. This dynamic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ontemporary church, within which the church “sell themselves as ‘experts in religion’, quality providers of ‘spirituality’, and to organize and present themselves like service-agencies whos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depend on the prior analysis of the wants and needs of their clientele.”85 However,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disrupted when people encounter the suffering God. This God appears not as the “mighty provider of bread, shelter, meaning, and redemption” but as a suffering God calling us to stand by him and participate in his suffering.86 For those who respond to this call, God ceases to be merely the solution to life’s problems and instead becomes the sole problem of their existence.87 This constitutes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88

  80. Bernd Wannenwetsch, “Christian and Pagans: Towards a Trans-Religious Second Naïveté or How to Be a Christological Creature,” in Who Am I?: Bonhoeffer’s Theology through His Poetry, ed. Bernd Wannenwetsch (London and New York: T&T Clark, 2009), 190.

  81. Ibid., 181.

  82. Ibid., 182. See also Bernd Wannanwetsch, Political Worship: Ethics for Christian Citizens, trans. Margaret Koh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30.

  83. Ibid., 184.

  84. “Here is the decis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all religions: Man’s religiosity makes him look in his distress to the power of God in the world: God is the deus ex machina. The Bible directs man to God’s powerlessness and suffering; only the suffering God can help.” LPP, 188. Cited in Wannenwetsch, “‘Christians and Pagans’,” 185. Following his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notions of religion, Wannenwetsch insightfully demonstrates how Bonhoeffer, through the stage of Christianity as the religion of the “sigh”, produces a transformed reaffirmation of the first stage of religion as “cry”. The structure of the poem “Christians and Pagans” demonstrates Bonhoeffer’s conscious effort to counter a triumphalist account of Christianity. This triumphalist account not only has “exalted Christians over non-Christians,” but attempts to “leave behind religion as a premature form of dealing with the divine.”89 Here, Wannenwetsch recognises that, for Bonhoeffer, Christ’s call to participate in his suffering is in fact “neither religious nor anti-religious” but a “trans- religious standing.” 90 Such a standing reflects the Lord’s Prayer’s affirmat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daily necessities of human beings as creatures, 91 constituting a reaffirmation of bodily experience.92 It simultaneously presupposes an encounter with the suffering God, demanding in turn a transformation that forms a “Christologically mediated this-worldliness.”93 Consequently, Wannenwetsch asserts that Bonhoeffer’s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is primarily a critique of religion as “try”, whilst religion as “cry” is “transformed into a restored creatureliness or a converted religion.”94 To borrow and adapt Milan Kundera’s famous dictum, we might say: Only Jesus can shed that authentic first tear, bestowed in the garden upon all who will stand by him and share his suffering; beyond this, all tears remain merely self-indulgent second tears, and religion as “try” epitomises precisely this kitschy exemplarity. Wannenwetsch’s dramatic analysis of Bonhoeffer’s religious theory reflects his sensitivity to the theme of hiddenness in Lutheran theology. As he argues:

  85. Ibid., 188.

  86. Ibid., 189.

  87.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Matthew 6:11.

  88. Ibid., 188-189.

  89. Ibid., 190.

  90. Ibid., 192. In his letter to Bethge, Bonhoeffer captures this ambiguity in the image of “religion as a garment of Christianity.” A garment is a useful and healthy thing, as it warms and protects the skin of those who wear it. Yet, as the very image of “covering” conveys, it contains a potentially dark side: a garment also covers up, conceals, and potentially deceives.95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n as “try” and religion as “sigh” as a reaffirmation of the cry for the needs of human natural life, reflects a radical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 self- concealment—the dark side of concealment—and God’s covering for humankind. God’s covering for humans and nature is not an endorsement of humankind’s self-concealment, but rather its antithesis. The latter gave rise to Cain’s religious endeavours, which led to his murder, while the former revealed its purpose in the work of Jesus upon the cross: “The natural is that form of life preserved by God for the fallen world which is directed towards justification, salvation and renewal through Christ.”96 4.2. Hidden from the Idea of Authenticity In Wannenwetsch’s view, Bonhoeffer’s theory of religion primarily aims to illustrate how genuine Christian faith restores people to the naïveté of creaturehood, thereby returning us to the theme of simplicity. What proves particularly illuminating in the dialogue being held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with Hauerwas is his reflections on the theme as related to the pursuit of a communitarian notion of “authenticity”. In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Hauerwas clearly explores the theme of “authentic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Alasdair MacIntyre.97 He points out how modern society, having lost its focus on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inevitably succumbs to a form of cynicism, driven by a self-protective impulse to reject “any overriding

  91. Ibid., 181-182. Citing here, LPP, 140.

  92. DBWE 6, 173-174. Cited in Wannenwetsch, “‘Christians and Pagans’,” 181.

  93. Stanle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3), 125-128. loyalty to any cause or community.”98 But to him, this is a self-destructive endeavour, as human beings are inevitably narrative creatures. He argues: “Our only escape from destructive histories consists in having the virtues trained by a truthful story, and that can come solel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a society that claims our lives in a more fundamental fashion than any profession or state has the right to do.”99 Here we observe how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that is, the pursuit of an integral self-identity—leads to a concern for virtue-cultivation and the art of narrative. However, the naïveté Bonhoeffer sought to restore invites Christians to pursue a self- identity distinct from the communitarian concern for authenticity. As Wannenwetsch observes, in the poem “Who Am I?”—writte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s “Christians and Pagans”— Bonhoeffer ultimately concludes with the line “Thou knowest, O God, I am Thin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Bonhoeffer ultimately resolved the question of self-identity by means of a simple act of trust. “To know that God knows is enough. God-knowledge need not become self-knowledge.”100 God’s remembering is so reliable that “humans can live in the midst of their unrest, nagging questions, and unresolved tensions.”101 We come here to a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utheran account of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and the Communitarian concern for authenticity, carried over from the tradition of Romanticism and Hegelianism to contemporary eudaemonist ethics.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we first acquire (rather than choose) the self-identity in the community, and true freedom means being true to it. I take Charles Taylor’s conception of the self as representative.102 For him,

  94. Ibid., 127.

  95. Ibid.

  96. Wannenwetsch, “‘Christians and Pagans’,” 190.

  97. Ibid.

  98. See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lthough MacIntyre may have exerted a greater and more direct influence on Hauerwas, his usage of the term is occasionally ambiguous. For example, as Pedro Monteiro Franco argues, he sometimes “talked disparagingly about authenticity,” regarding it “the symptom of a diseased modernity in which there are no fixed moral references, no sense of truth, and no positive self-and-other relations.” But in fact, he also “wants to construe a more substantive account of authenticity which is based on a teleological account of the human life.” Pedro Monteiro Franco, human action is a process of self-interpretation, in which those elements that define who I am, the Heideggerian pre-understanding, are made apparent to us in our inquiry into the good, though never entirely explicit.103 However, the way of discipleship Bonhoeffer offers, while not denying that the righteousness defining Christian agency can be manifest in action, is constituted by trust and obedience to Christ, rather than Taylor’s self-understanding. This is why the life of a disciple is more appropriately described as being on the way of Christ rather than operating primarily within a moral space made up of Christian goodness and values. Taylor assumes that, to establish moral orientation, the agent must first make “strong evaluations” of things, that is, to recognis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goods of different things so that a map-like moral horizon can be formed.104 Futhermore, Taylor claims tha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o place ourselves in a space which is defined by thes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s cannot but mean that where we stand in relation to them must matter to us. Not being able to function without orientation in the space of the ultimately important means not being able to stop caring where we sit in it.105 It is not enough to have a good map, orientation also requires the agent to identify her position on the map and understand how she is connected to the goods. When Hauerwas asserts that besides virtue-cultivation,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be introduced to stories that provide a way “Bernard Williams and Alasdair MacIntyre on Authenticity,” Topoi 43 (2024), 388, 391.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him, I consider Taylor to have provided a clearer definition of this conception in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which clearly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freedom as self-determination. This distinction helps us to avoid potential confusion arising from the semantic ambiguity.

  99.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 On the influence of Heidegger’s account of pre-understanding on Taylor, see Stephen Mulhall, “Articulating the Horizons of Liberalism: Taylor’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arles Taylor, ed. Ruth Abb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2.

  100. Ibid., 20.

  101. Ibid., 42. to locate ourselves in relation to others, our society, and the universe,”106 anyone familiar with communitarianism cannot help but recall Taylor’s spatial metaphor. However, Bonhoeffer’s emphasis on simplicity implicitly challenges the necessity of the two elements required by Tayl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self to and the pure concern for Christ imply that the disciple’s orient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constantly turning the attention to oneself, grasping one’s identity. The way of discipleship does not focus on the wholeness, self-harmony, or self-coherence of a “longing self” from a map-like overview perspective.107 Rather, it is adventurous.108 It is like the Exodus of Israel, which set out towards a definite promised land but fully relied on God’s leading at all particular times and places. On the way, the Israelites relied on the pillars of cloud and fire rather than a map, God’s manna rather than a plan to hoard grain.109 What caused the Israelites to lose their orientation and stray from the way to Canaan was not a lack of geographic sense of direction or unfamiliarity with the environment, but rather an unwillingness to follow God’s clear signs and a lack of contentment with God’s daily and immediate provision.110

  102.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148.

  103. See Brian Brock, Singing the Ethos of God: On the Place of Christian Ethics in Scripture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2007), 125-143. Although in that chapter the author mainly contrasts Augustine’s conception of the self with Taylor’s, the difference applies equally to Bonhoeffer’s case.

  104. Hauerwas also uses “adventure”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self-inquiry. However, he ultimately links this adventure to the pursuit of character integrity. See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148. And I suggest that on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utheran and Hauerwasian imaginations of the way of discipleship is to ask whether such an adventure can immerse Christians so deeply that they even forget their concern for self-identity,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enjoy playing fragmented roles in this story.

  105. “In salvation, man cannot eat the fruit of his own labour, just as in the wilderness, you cannot feed yourself; only God can satisfy you. So, in matters of morali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gospel declares to us that “righteousness” is external to us; it never emanates from within your heart; righteousness is not something you painstakingly cultivate yourself. Righteousness lies outside of you, planted by the Heavenly Father and watered by the Holy Spirit. The salvation accomplished by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is imparted to you from outside, laid upon you, and then guides you.” Wang Yi, “Shuineng chuqu xinzhong de wuhui? (Tai 15:1-20)” 谁能除去心中 的污秽?(太15:1-20) [Who Can Purge the Filth from the Heart? (Matthew 15:1-20)], Wang Yi wenku, 2 April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5726.

  106. For a more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p-making” model and the “way-finding” model, see Brian Brock, Joining Creation’s Praise: A Theological Ethic of Creaturelines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25), 82-94. 4.3. Publicisation as a Form of Hiddenness Let us retur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ERCC’s publicisation and the hiddenness of Christianity. The crucial question now lies not in the superficial debate about whether to “go public or not.” It has been repositioned as a question about how the pursuit of visibility through publicisation is generated and what drives it. Wang’s later reflection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s public mission increasingly revealed a self-forgetful devotion that looks much like Bonhoeffer’s account of simplicity. When Wang contemplates the anti-moralistic nature of the Gospel, the fragmented nature of his self-identity before God becomes particularly evident. He notes that “the Gospel tears away man’s moral mask” and “dispels the illusion of social progress, which holds that humanity’s sole hope lies in the moral achievements of a select few among us.”111 Immediately after this, he mentions that after Abraham had bargained with God concerning Sodom (Genesis 18: 23-33), “he no longer pleaded with God, but returned home in silence. For God’s grace had shown him that even he himself, as intercessor for Sodom, was not that righteous man.”112 Considering that Wang construes the church’s public mission as being to “pray for the peace of the city”113 (Jeremiah 29:7), we can see how this anti-mor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resonates with Bonhoeffer’s notion of the hiddenness of the Christian in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t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s disciples must be “hidden from themselves.”114 What is revealed here is a fragmented self-identity that disciples can willingly embrace only because of their trust in God. As he stated in a sermon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107. Wang, “Moxiang fuyin,” 6.

  108. Ibid.

  109. See Chapter 3, sec. 1.1, 2.2. See also, Daniel A. Bell, “Communitarianism,”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published 4 October, 2001; last modified 24 June, 2024,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munitarianism/. Beyond his use of communitarian language to defend China’s patriarchal politics within the text, the very fact that Bell, who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by Chinese dissidents as a “yang wumao” (洋五毛 western advocates of China’s global propaganda), serves as the author of the communitarianism entry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is suggestive enough.

  110. DBWE 4, 119. Sometimes you treat the grace of Jesus within you as if it were part of your very body— like an organ that has grown onto you and will never disappear. When you fall into this illusion, you are in grave danger of stumbling. You must understand: It is God who placed it within you—not something that grew on you. He can remove it at any moment. If you stray from the Lord’s protection, if you depart from the Holy Spirit’s governance within you, you will weep bitterly every moment. You will become a betrayer, you will become an unbeliever.115 While Wang does not deny that becoming a Christian can, or even should, bring about life- changing transformation, renewal, and growth, this remains an act of God that must be concealed from oneself. It should not enter into one’s reflective self-awareness. G.K. Chesterton, when discussing the virtue of “humility,” once likened it to “health,” for both signify that once we become conscious of them, we have to some extent already lost them.116 Once a humble person becomes conscious of their own humility, it signifies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truly humble. In Wang’s view, the growth of a Christian’s life must constantly bear the mark of genuine humility, meaning they must inevitably experience “constant breakdowns” and “constant stumbles” in their existence.117 Here we observe again the tendency towards self-doubt and self-interrogation frequently prevalent among post-June Fourth intellectuals. Considering how contemporary virtue ethics resources are now being utilised to legitimise Communist China’s meritocratic politics, one can discern the origins of Wang’s wariness towards the communitarian core concepts—such as “narrative”, “character”, and “virtue- cultivation”—that permeate Hauerwas’s writings. Unlike Hauerwas, who primarily engaged

  111. Wang Yi, “Shenpan (Tai 26:57-75)” 审判 (太26:57-75) [Judgement (Matthew 26:57-75)], Wang Yi wenku 王怡文库 [Wang Yi Resource Library], 5 November 2017. https://www.pastorwangyi.org/post/审判.

  112. G.K. Chesterton, Heretics (n.p.: Christian Classic Ethereal Library, 2002), 25-28. http://www.ccel.org/ccel/chesterton/heretics.html

  113. Wang, “Shenpan.” with liberal societies that marginalise these concepts,118 in China, a meritocratic political imagination centred upon the moral sage has consistently dominate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119 Just as Liu Xiaobo reflected on his own character and even his motives for confessions, this doubt ran so deep that Wang, in his profound contemplation of humanity’s utter depravity, ultimately sighed: “In truth, what I lack most is the ability to underestimate myself. For no matter how I speak, I still overestimate my own goodness. Alas, even this final sentence has fallen into the devil’s snare.”120 According to Wannenwetsch, in his poem “Who Am I?,” Bonhoeffer, while questioning the character he presented to his fellow prisoners, became ensnared in an infinite regression of “suspicion of suspicion.” “It appears that even the suspicion of suspicion cannot put suspicion to rest,” and “in the end it leads into a tragic circularity.”121 Bonhoeffer ultimately concluded the poem with a simple declaration of submission to God: “Whoever I am, thou knowest, O God, I am thine.”122 This may come as a shock to readers seeking further self-exploration, for “[t]he question that torments him remains unanswered.”123 Instead of appealing to “‘God’ into his soliloquy as the solution; it leads the solitary questioning ‘out’ to God, in whom all questions are absorbed and ended.”124 Wang and Bonhoeffer had remarkable convergence in their quest for self-identity. Both became deeply entangled in a cycle of “suspicion of suspicion” regarding their righteousness. Furthermore, their questions were finally dissolved, rather than answered, through

  114. “I am acutely aware that the concepts of character and narrative have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in recent moral theor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133.

  115. See Chapter 1, sec. 2.1.

  116. Wang Yi, “Sixiang jieju: Juedui quanli, juedui bu fubai” 思想截句:绝对权力,绝对不腐败 [Thought Fragments: Absolute Power, Never Corrupts], in Dasheng de moxiang, 215.

  117. Wannanwetsch, Political Worship, 291.

  118. LPP, 189.

  119. Ibid. 292.

  120. Ibid. encountering God. Rather than being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s, God becomes the only problem for a true disciple. Wang writes in a poem: Thus, to believe in God is to endure God. Enduring the shattering of life’s illusions of perfection and immortality It’s like enduring bleeding gums while brushing teeth, or cuts while chopping vegetables125 Such expressions of simplicity underpin Wang’s discourse on martyrdom. After stating that “faith is discovering the subtle signs of God at work among us,”126 he swiftly turned to the theme of martyrdom. He judged that the persecution endured by house churches was precisely God’s “subtle signs.” This means that “God compels us to believe in grace, compelling us to leave a world we are reluctant to depart.”127 While this certainly presents a quality akin to Hauerwas’s apocalyptic discourse—a decisive break with the world—considering Wang’s men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self-identity, it subtly hints at the possibility of reaffirming the “world.” As he mentions in another poem: Lawyers carry lanterns to court Lawyers wear steel helmets to appeal Trains are packed with wronged citizens Trains are filled with weeping people I see mercy like flames descending from heaven

  121. Wang Yi, “Xiangxin Shangdi jiushi renshou Shangdi” 相信上帝就是忍受上帝 [To believe in God is to endure God], Wang Yi wenku, 15 August 201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122. Wang Yi, “Moxiang xinxin” 默想信心 [Contemplating the Faith], in Dasheng de moxiang, 7.

  123. Ibid., 8. I see demons walking the earth Tonight. God is Ukrainian Tonight. God is Kunmingese128 For readers aware of Wang’s opposition to liberal theology and the agenda of sinicisation, his portrayal of Christ as both “Ukrainian” and “Kunmingese” may seem perplexing, even self- contradictory. However, I contend that this very tension marks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utheran understanding of God’s apocalyptic reality that informs Wang and the Hauerwasian one. Wannenwetsch’s insightful explanation clarifies how the presence of the apocalyptic kingdom in the church brings about “the double becoming of the world.”129 As he puts it: “Worship as the praxis which lives in an elemental sense from God’s creative activity… becomes therefore outwardly efficacious activity, activity which ‘brings something about.’”130 The world first emerges as the antithesis of “worship” as the creative activity of God. Here we must recall the monistic (anti-dualistic) character of Bonhoeffer’s theology itself, and how this influenced his definition of sin as nothingness. Thu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as the antithesis of worship” signifies that “the world” has no being of its own and—as still hostile to God—exists enhypostatically in the Church.”131 It is the “worship as an activity which brings the ‘world’ to be world should have been viewed as so dangerous.”132 This is the “first becoming of the world.” It echoes Hauerwas’s claim that the church’s correct worship enables

  124. Wang Yi, “Xiao yaoli zushi: Di 64 wen” 小要理组诗:第64问 [Poem Series for the Shorter Catechism: The Sixty-Fourth Question], in Da jiaotang, 474.

  125. Wannanwetsch, Political Worship, 247.

  126. Ibid., 248.

  127. Ibid.

  128. Ibid. the world to know “it is the world” in the sense that “it does not willingly glorify God.”133 Here, the world that denies worship and the worshipping church present an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In this sense, such a Lutheran ecclesiological account certainly affirms the church as a counter-society. However, Bonhoeffer’s dramatic account of religion demonstrates how such ecclesiology might conversely recognise worldliness. Although the “first becoming of the world” stands as the antithesis of worship-centred apocalyptic reality, through the work of Jesus as the second Adam,134 “worship simultaneously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world to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self-understanding, a new identity.”135 From “the first becoming” to “the second becoming”, the world undergoes a “salutary” transformation. This lends the church a more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its mission of “praying for the peace of the city,” allowing the church to ask “how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can acquire for itself a share in the salutary existence in which the Church already finds itself.”136 For Hauerwas, serving as an apocalyptic alternative necessitates the church constantly distinguishing itself visibly from any worldly ethics. However, from a Lutheran perspective, as Ulrich observes,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churches “to constitute a church as a polis that is intentionally contrastive with the ‘secular’ polis,” but sometimes requires them to “coexist with and provide creative tension with the polis.”137 On this basis, Ulrich affirms that “[c]ivil society can be seen as a grouping formed by people who commit themselves to any

  129. Stanley Hauerwas, “The Liturgical Shape of the Christian Life: Teaching Christian Ethics as Worship,” in In Good Company: The Church as Poli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157. Cited in Wannanwetsch, Political Worship, 247.

  130. This description itself carries an implication of reaffirming natural life. “As Paul puts it: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being”; the last Adam became a life-giving spirit’ (1 Cor. 15:45). As the first-born of the new creation, Christ restores creation by helping those who after the Fall have to live ‘natural lives’ to reconnect with the divine purpose of all creation so as to become what they have been destined for in the beginning.” Bernd Wannenwetsch, “Creation and Ethics: On the Legitimacy and Limitation of Appeals to ‘Nature’ in Christian Moral Reasoning,” in Within the Love of God: Essays on the Doctrine of God in Honour of Paul S. Fiddes, eds. Anthony Clarke and Andrew Mo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0.

  131. Ibid., 249.

  132. Ibid., 251.

  133. Ulrich, Transfigured not Conformed, 122. task that is of interest to other people.”138 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can go beyond the nature Huen criticises—that of protecting private interests—and instead be lived out as a form of life that follows Christ, crying with him for the impoverished life as he suffered for human sin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But in this sense of suffering as well, Ulrich insists that such participation must always function as a critical hermeneutics. In concrete contexts, it employs the discernment renewed by God’s word in worship to maintain a creative tension with the social status quo, continually asking: “How to remain God’s people?”139 Of course,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from the very outset of proposing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Wang already possessed such a mature Lutheran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s the rationale for the church’s public mission. Rather, I contend that the house church gradually groped its way, experimented, and was guided toward this direction amid the tension of needing to protect worship from political influence in a narrow sense while refusing to abandon its public mission. Theological propositions are understood, recognised and confirme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yet simultaneously remain open to revision or fresh interpretations due to the dynamic nature of that practice. I regard Wang’s series of poems for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as representative of this dynamic theological proposition.140 As Wang writes in a poem: Language without poetry has no radiance If a word has not graced a poem for ten years it is like lips untouched by a kiss for a decade

  134. Ibid., 118.

  135. Ibid., 134.

  136. See Wang, Da jiaotang, 399-525. or a body unembraced Language without poetry cannot be used for praise only for reports leave requests, homework, lawsuits, and quarrelling with one another141 For Wang, poetry holds a closer affinity to life than other linguistic forms. Thus, his act of composing verses for each article of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may reasonably be seen as an endeavour echoing 2 Corinthians 3:6: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 These poems re-vitalise the theological form of life that has solidified into propositional expressions (the letters), rescuing the Reformed theological grammar (the spirit) from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ossification. This resonates with postliberal theology’s emphasis on the primacy of lived practice. Consequently, Wang’s theological thought possesses a dynamic quality akin to Hauerwas’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cholars to pinpoint a neatly organised systematic framework. Instead, a more appropriate approach requires grounding interpretations in the church’s practice and witness. The practice of martyrdom willingly embraces self- fragmentation while continually discerning,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how to follow Christ in Gethsemane and stand by the voiceless sufferers. This renders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not mere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hurch’s visibility, but an embodiment of its hiddenness. 4.4. The Relinquishment of Right Is the Beginning of a Civil Society I argue that Wang’s Lutheran-inspired apocalyptic theology, particularly when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speaking context, offers a more constructive alternative to

  137. Wang Yi, “Ciyu (Zhi er)” 词语(之二) [Words (Part two)], in Da jiaotang, 52. the Hauerwasian approach. Not only does it affirm the church’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of sustaining the public life of civil society, but it also provides a more adequate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Bonhoeffer’s life testimony without becoming entangled in unnecessary controversies. Hauerwas’s emphasis on virtue ethics—especially its concerns with virtue cultivation and moral authenticity—tends to compel him to argue that Bonhoeffer was not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lot to assassinate Hitler, in order to preserve Bonhoeffer’s character as a disciple committed to pacifist witness. By contrast, the position advanced by the Hong Kong Hauerwasian, Tang, represents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generated by the same virtue-ethical logic. Tang does not deny Bonhoeffer’s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conspiracy, but instead interprets it as a failed witness. He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is failure reveals a decisive deficiency in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resources, namely “the absence of the Anabaptist tradition,” which Tang regards as necessary for confronting the violent reality of the Hitler regime.142 Although Hauerwas and Tang arrive at divergent evaluations of Bonhoeffer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judgments, both operate within the same virtue-ethical framework. On this view, a mature form of Christian pacifist life should be embodied as a disciple’s human moral agency and remain continuously visible in concrete actions and decision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authenticity. By contrast, the Lutheran doctrine of hiddenness makes it unnecessary to interpret Bonhoeffer’s life testimony as depending on the contested historical question of the extent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assassination plot. As Ulrich argues:

  138. Ulrich, Transfigured not Conformed, 68.

  139. Ibid., 202.

  140. Ibid., 78.

  141. Ibid. of human action, in which the disciple acts for the sake of the neighbour while relinquishing any claim to moral self-justification. Bonhoeffer’s witness thus lies not in the correctness of the act itself, but in the willingness to bear guilt and to entrust the final judgment of action to God. Within this ethical framework, Wang’s conception of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finds its proper place. If Bonhoeffer’s life testimony demonstrates that disciples in some circumstances must relinquish the right to seek self-justification for their actions, Wang’s political theology resonates with this logic by offering a political-theological account of rights. In his view, for Christians, rights are not primarily possessions to be defended but resources that can and should be relinquished.147 Yet this relinquishment of one’s own rights does not signify withdrawal from public life or abandonment of political action. On the contrary, precisely by relinquishing the primacy of asserting one’s own rights, Christians gain greater freedom to engage in the public practice of defending neighbours’ rights and sustaining civi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