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第四章 给我一个原则,我就能撬动世界:王怡之凯波尔式诠释及其局限

一、为王怡的凯波尔式辩护

陈明志与钟杰瑞分别从凯波尔主义的角度,为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进行辩护,以回应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尽管二者皆汲取自同一思想谱系,并在若干关键之处会合,却在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问题的立场上分道扬镳。本章借助徐西面关于凯波尔主义在中国化议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将这一分歧追溯到亚伯拉罕·凯波尔理论体系本身固有的内在张力。这也意味着,单纯以凯波尔主义作为诠释框架,或许无法充分捕捉王怡公共神学批判性力量的关键所在,尤其是他何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基督教中国化。

前面几章已表明,凯波尔主义对王怡与余杰这样的右翼基督徒思想者来说,曾是一座关键的智识桥梁,使他们得以在信主之初将既有政治承诺与新近接纳的宗教信念整合起来。凯波尔的「普遍恩典」、「领域主权」与「生命有机体的教会」等概念正是这一整合过程的核心支柱,也构成了他们理论表达的基本词汇。因此,在进入当代学者对王怡政治神学的凯波尔式解读之前,本章将先对这几个基础概念作一番清晰的梳理。

1.1 城市家庭教会继承的凯波尔主义核心概念

六四之后的精神荒原中,城市家庭教会知识分子的归信经历,使他们对教会群体与福音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认。与此同时,他们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怀,驱使他们为重新发现的基督教信仰寻求一套普世性的理论框架,这套框架既能为他们重燃的民主与自由化理想奠定根基,又能让他们在一个信徒与非信徒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中,清晰地表达和推进这些理想。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面对荷兰社会日益加深的多元化趋势,凯波尔提出了普遍恩典这一概念,将其与救恩性的特殊恩典加以区分。在他看来,普遍恩典是上帝对整个受造界的护理性治理,1其神学根基在于挪亚之约。这一概念为将神圣主权的原则从有形教会延伸至生活各个领域提供了神学依据,从而松动了教会与国家对各类社会领域活动的直接管控与干预。与此同时,凯波尔也审慎地将普遍恩典在认识论层面的基础及其结构性的整全性,牢固地锚定于救赎的特殊恩典之上,2借此守护他心目中荷兰社会的基督教民族性格。与此相应地,「教会」一词在他的框架中获得双重意义,折射出两种恩典形态之间的区分。他将教会区分为「生命有机体」与「建制型」两种形态:特殊恩典仅限于作为建制型教会,而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则涵盖上帝护理性活动所治理的一切社会领域。这一区分进而支撑起他对基督徒使命的划分——传福音的使命与文化使命各司其职。3

这套概念框架为城市家庭教会的异见人士提供了一套可普遍化的表达语言,使他们得以将基督教信仰与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融为一体。不仅如此,凯波尔「从讲台到议会」的职业轨迹,4本身就是一套神学框架的实践展开。他将自身所处社会的危机,从根本上理解为「基督教世界观」与「现代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冲突,或基督主权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角力。对于六四后深陷价值真空的家庭教会知识分子而言,这套框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它是一套触手可及的宏大思想体系与整全叙事,能够引领他们从审美与宗教的精神探寻中转身,重新投入对社会政治改革的持久参与之中。5

1.2 陈明志: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生命有机体教会论

如第二章所述,王怡信主后,致力于将保守宪政主义重新纳入一种的新加尔文主义基督教世界观框架之内。有鉴于此,以凯波尔主义来理解王怡的教会论与公共神学,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举。陈明志正是援引凯波尔「建制型教会」与「生命有机体的教会」的区分,来阐释秋雨圣约教会信仰抗命实践的公共意义。他的研究旨趣在于:将秋雨圣约教会作为凯波尔主义在当代中国处境下的具体范式,以此回应汉语神学圈对家庭教会接受新加尔文主义的批评。在他看来,凯波尔教会论对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处境化的启发价值之所以长期遭到忽视,根源在于汉语神学的批评者从未深入研究家庭教会新加尔文主义者自身的论述,只是将其作为发展己论的跳板。因此,他相信对王怡教会论的细致研究,有助于重新发掘这一被埋没的启发性力量。6

他以王怡 2008 年汶川地震约两个月后所发表的〈从改革宗神学看政教关系与灾后重建〉7为主要参照,注意到:

王怡教会论中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建制型教会的功能性区分、他对组建基督教机构以履行文化使命的强调,以及建制型教会对社会中有机体所扮演的或多或少间接、塑造性与支持性的角色——所有这些,都与凯波尔的公共教会论高度吻合。8

在陈明志所引用的这篇文章中,王怡先鼓励家庭教会走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事工,继而正面回应灾后救援中浮现的「牧养危机」——即教会沦为慈善机构的危险。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教会的社会参与需要「一座专业性的、社会化的、非营利的桥梁,而这桥梁就是机构」。9

有别于这类承担桥梁功能的社会机构,建制型教会在社会使命中的角色,是支持「(社会)机构,用神的话语去喂养和鼓励信徒的参与」。10为了进一步彰显教会在这种分工中的独特位置,王怡提醒会众:

教会本身,我的意思是教会里做神话语执事的同工,不要越过圣言托付者的角色。因为无论任何时候,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将神的话语带给世界,和将世界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其实这是政教关系的一个内涵,就是福音跟文化的一个关系。11

凯波尔「建制型教会/生命有机体的教会」的区分,以及它与传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清晰可辨。建制型教会之所以仍与公共领域息息相关,在于它本身就是基督教世界观框架内的一个领域。在这幅涵盖「公共」的宏大蓝图中,它被定位为众多社会领域之一——尽管是最举足轻重的那一个,「照亮人类生活与活动各个层面所涌现的一切领域与群体」。12它借着神的话语与圣礼,以「有限、间接、塑造性」的方式影响公共领域。」13在建制型教会与公共——也即保守宪政主义者所渴望的「自发秩序」——之间,需要存在中介,例如慈善机构。

尽管两者有诸多实质性相似,陈明志正确地观察到,王怡赋予建制型教会的角色,比凯波尔更为关键。例如,王怡坚持生命有机体教会的公共事工必须由建制型教会直接提供财务支持;秋雨圣约教会虽然刻意与公共事务保持一定距离,却仍然积极参与维权行动与灾后救援等公共事务。正如陈明志所言,「凯波尔对这种直接而深度的介入与缠绕,恐怕会皱起眉头」。14然而在陈明志看来,这些差异并不影响王怡教会论的凯波尔主义本质;恰恰相反,它们展示了凯波尔主义跨文化、处境化的内在潜力。

凯波尔在《普遍恩典》(Common Grace)一书中,以「四种地形」的类型学,区分了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在不同处境中影响人的程度与方式。15陈明志援引这一类型学,来论证凯波尔主义的处境化能力。赵天恩在华人家庭教会推广新加尔文主义时所面对的处境,与类型学中第二种地形的定义相吻合:当时建制型教会已扎根,但持守一种分离主义的态度,「回避一切僭越,将自身局限于完成福音使命这一本职」。16凯波尔所处的荷兰则属于第三种地形——基督教特殊启示已间接渗透并塑造了社会的「风俗、惯例、道德与法律」,这也是通常意义上基督教国家的面貌。17王怡的处境则介于两者之间:建制型教会开始在其他领域产生有限的公共影响力。有鉴于此,陈明志认为,与赵天恩和凯波尔那种「以有机体为中心」的进路相比,王怡着重强调制度教会在公共使命中的角色,实在「不足为奇」。18这恰恰印证了凯波尔主义对「对处境因素的敏锐感知力」。19

在此基础上,陈明志以曹荣锦为主要对话对象,挑战汉语神学圈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基督教处境化必须回归中国的文化根源儒家,并与之展开建设性对话。他的批评聚焦于这些中国化方案普遍预设的一个等式:将处境化等同于儒家化。他首先指出,赵天恩、王怡与家庭教会的实践案例,已充分展现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敏感性与适应力。因此,凯波尔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绝非如曹荣锦所批评的那样,「几乎不经处境性反思与评估便径直移植」。20其次,他指出,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追求的过程中早已丧失了「主流正统」的显性地位,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仅属「隐性」。21王怡、赵天恩等基督徒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凯波尔主义,正因为他们有意识地要排除儒家对中国社会之隐性影响。因此,以汲取儒家资源作为基督教处境化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22最后,他提出质疑:依据同样的标准,与其倚重对当代中国人仅有隐性影响的儒家,倒不如说,那套支撑中共执政、全面塑造了"当代中国人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岂不更更应当赢得家庭教会知识分子的"青睐与欣赏"吗?23

总而言之,陈明志在从凯波尔到赵天恩再到王怡的神学谱系中,看到了凯波尔主义的处境适应能力。家庭教会凭借其真实具体的生命经历,成为凯波尔教会论处境化的活生生"实践模型"。相比之下,曹荣锦所倡导的儒家化基督教专注于抽象理论与宗教哲学层面,使这一模型沦为纯粹"想象的产物“。24可以说,陈明志巧妙地以汉语神学学者自身的处境化诉求为武器,反过来质疑他们的儒家化方案:基督教中国化所诉诸的"处境",究竟指的是文化的理论定义,还是一群人实际经历的群体生命?西方学界惯常将"中国"与"儒家"画上等号,这到底是对异质文化的尊重,还是一种抹杀多样性、无视其他可能性的过度简化?

陈明志的回应也隐然触及了王怡一个不太受关注却至关重要的神学重心。王怡对家庭教会生命传统的强调,与那些将基督教视为可脱离门徒群体敬拜生活而独立存在之教义体系的自由派神学家——尤其是华人文化基督徒与学院派基督徒——形成了鲜明对立。这一批评与当代后自由派神学对自由神学"宗教"母题的批判遥相呼应。然而,由于凯波尔体系本身存在内在模糊性,加之他惯于以"原则"语言来描述基督教,陈明志对凯波尔诠释框架的援用,在彰显这一批判性力量时或许适得其反。这一点在后文讨论徐西面有别于家庭教会所熟悉之威斯敏斯特版本的凯波尔进路时将愈发清晰。徐西面的立场与陈明志截然相反,他明确支持基督教中国化与儒家化的必要性。

1.3 徐西面:处境化的新归正神学

徐西面的汉语神学进路并不直接以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为批评对象,而是指向家庭教会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对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主义态度。他主要以温州家庭教会为例,将积极参与社会文化事工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教会定位为少数群体。25尽管如此,他对威斯敏斯特新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批评,或许同样适用于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的〈九十五条〉。26

徐西面首先揭示新加尔文主义内部的派别分歧。他指出,经由赵天恩、唐崇荣等人传入中国家庭教会的新加尔文主义,主要是与范泰尔相关联的威斯敏斯特变体。27在徐西面看来,这一"二手"28的威斯敏斯特版凯波尔主义,与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原初传统相去甚远,尤其体现在对普遍恩典的理解上。

范泰尔对凯波尔和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普遍恩典论述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二人过度肯定人类进步,"高估了历史与创造中对上帝的认识,从而淡化了上帝的不可测度性"。29范泰尔虽承认普遍恩典在限制罪方面具有消极作用,却认为它在历史进程中将持续减弱,直至其使命被特殊恩典彻底取代。徐西面认为,正是这种末世论视野,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中催生了分离主义倾向,以及相应而来的对文化事工的冷漠。30

凯波尔和巴文克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们"期待在末世收聚人类文化劳作的果实",31相信普遍恩典最终将与特殊恩典合而为一,达成完成而非衰退消亡。这意味着在基督的恩典中,自然界不仅将如范泰尔末世论所认为的那样得到更新,更将得到全面的恢复。32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徐西面认为,家庭教会所采取的威斯敏斯特进路阻碍了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处境化。受范泰尔影响,家庭教会过度强调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界限,从而压制了双方之间的建设性对话。相比之下,更具原初精神的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则鼓励基督徒以普遍恩典为基础,主动与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元素展开接触,如「儒家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33

须先说明:尽管徐西面视巴文克为更具原初精神的新加尔文主义代表,但由于本章聚焦于王怡的凯波尔主义诠释,以下将集中讨论徐西面对凯波尔理论的阐述。徐西面在凯波尔体系中识别出两个对基督教中国化工程尤具支撑意义的核心元素。第一个是凯波尔的基督教神学六时期论。在《神圣神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acred Theology)中,34凯波尔将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纯朴期、内部冲突期、过早宣告胜利期、多元发展期、表面失败期与复活期"。35徐西面关注的重点,并非凯波尔对各时期具体内容的诠释,而在于这种历史叙事方式本身体现了凯波尔高度关注"处境转变"。36他着重强调凯波尔历史观的"意念—发生论特征":历史"以理念为关怀"(意念性),由"有机相连的时刻"所构成(发生论性),赋予历史进程以目的性,从而使之"统一为一体"。37这些时刻的连接序列隐含着"处境的转变"。38有鉴于此,徐西面将凯波尔的六个时期理论解读为其对处境高度重视的有力佐证。徐西面认为,这对"第七时期"的中国新加尔文主义者具有重要启示,鼓励他们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从而实现基督教的处境化。39

基督教原则的"时空性与有机性"(tempo-spatiality and organicity),是支持基督教处境化的另一个凯波尔主义元素。徐西面援引凯波尔在斯通讲座中的比喻:改革宗原则犹如植物之根,"在特定处境中长出自己的树干与枝桠,最终生长为一个蓬勃的生命系统,为这一处境中的人提供世界观与人生观"。40因此,汉语改革宗神学可以与其他处境中的"改革宗神学"相互连接,共同被视为根本性的"改革宗神学"这棵大树所结出的花果。41这便展现了加尔文主义的有机性。

基于以上两个凯波尔主义理论要素,徐西面呼吁中国改革宗教会承认传统中国文化中运行的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在世界各地孕育了多元的文化、文明、法律体系与人类美德哲学等",成为特殊恩典必须扎根其中、结出处境化果实的土壤。42他尤其以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为例,认为其心学儒学可以为改革宗神学的处境化提供有益的"概念工具"。43

陈明志通过证明凯波尔主义的处境适应能力,为家庭教会拒绝基督教中国化(儒家化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作出辩护;徐西面则在汉语神学学者批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指出凯波尔主义内部本就蕴含对借用本地文化资源、与之展开对话的肯定。陈明志的辩护并非全然失效——他对"儒家当然等于中国处境"这一预设的质疑,仍可作为对徐西面方案的回应,并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然而就目前的论证目的而言,足以说明:凯波尔主义框架并不必然为家庭教会的反中国化实践背书,甚至可能对其构成挑战。下文将转入钟杰瑞对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的辩护。他同样采用凯波尔诠释框架,因而与陈明志有大量重叠,但对中国化议程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并明确接纳了徐西面的方案。

1.4 钟杰瑞:作为有限处境化的「昂贵的凯波尔主义」

钟杰瑞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王怡的神学定性为"昂贵的凯波尔主义"(costly Kuyperianism)。44他援引凯波尔的领域主权概念——涵盖建制型教会与生命有机体的教会的区分,以及这一区分与特殊恩典/普遍恩典之对应关系——以此勾勒王怡的教会论。45面对王怡与凯波尔体系之间的种种差异,他同样诉诸处境化的解释方案,以维系王怡神学的凯波尔主义基本基调。钟杰瑞指出两个重要差异。其一,王怡"对文化持更为悲观的看法",46这使他的领域主权概念整体上比凯波尔"更具与国家对立,末世论色彩也更为浓厚"。47其二,王怡比凯波尔赋予建制型教会在社会改革中更为突出的角色。钟杰瑞敏锐地将凯波尔从教会走向政治的职业轨迹,48与王怡恰好相反的方向加以比照,认为这导致王怡并不像凯波尔那样着重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对社会的影响,49而是更强调建制型教会对文化的"先知性见证"及其社会影响力。50这两点可以理解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王怡对社会改革的悲观感与末世论盼望,使他不期待其他社会领域能够自发变革,进而转向强调建制型教会对这些领域的影响。

在探讨教会的先知角色时,钟杰瑞特别指出王怡对长老制教会治理体制的坚守。他引用王怡后期的一篇文章51,正确地指出:王怡认为长老制教会的组织结构与治理逻辑,在符合改革宗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与唯独基督(Sola Christus)原则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基督君王统治下的法治精神。52钟杰瑞随后引用另外两篇文章,指出王怡将长老制本身视为教会"先知使命"的一种具体形式——"指责罪恶、宣告应许"53 ,"既是对家庭教会复兴的祝福,也是对未来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祝福"。54

尽管承认上述差异,钟杰瑞仍将王怡的教会论定性为本质上属于凯波尔主义,并试图证明贯穿其早期与晚期观点之间的凯波尔主义内在连贯性。为此,他不同意司马懿对秋雨圣约教会〈九十五条〉之神学意涵的解读。司马懿认为该文件提出了一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两国论对立,钟杰瑞则坚持认为它仍然忠实于凯波尔主义神学。55他指出,〈九十五条〉发表之时,中国政府对宗教的镇压与控制日趋加剧,基督教中国化被中共重新强调为宗教管理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一处境"推动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划出比此前更为强硬的政教界线,走向了两国论神学"。56尽管如此,钟杰瑞坚持认为,尽管〈九十五条〉使用了两国论的语言,但"若将其作为整体加以审视,王怡并未偏离他早期与凯波尔领域主权相呼应的立场"。57他解释道,〈九十五条〉从未肯定世俗国度可以是一个独立于神圣启示所治理的属灵国度、单凭自然律运作的领域;恰恰相反,它宣称"上帝对万有的主权",因而要求国家"按照上帝的方式运作"。58这被视为与王怡归信后早期宪政主义著述一脉相承。59此外,路德宗分离主义的两国论神学,也与王怡一贯强调的文化使命格格不入。60

除了与两国论神学划清界线,钟杰瑞还努力把王怡与重洗派神学划清界限。他发现,王怡赋予制度教会的先知角色,"在许多方面听起来与新重洗派'让教会做教会'的呼声如出一辙"。61此外,凯波尔将文化使命更多地委托给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并限制了建制型教会的角色;然而"王怡的处境表明,建制型教会仅凭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本身,就能与生命有机体的教会一样直接承担使命的责任"。62尽管如此,钟杰瑞坚持认为,王怡教会的先知见证有意以转化其他社会领域为目的,这与候活士和约翰·尤德等重洗派人士那种"主要关注教会内部事务"的教会论有着本质区别。63与其说王怡的教会论走向了重洗派模式,不如说它开创了一种新"范式"——"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凯波尔建制型教会/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区分之有效性的争论,在维持这一区分的同时,表明建制型教会会与生命有机体的教会都可以直接承担上帝使命的仲裁者角色"。64

针对赵文娟从传统家庭教会分离主义立场对王怡所作的批评,钟杰瑞认为她未能充分考量王怡神学中本质性的凯波尔主义元素,而是过多聚焦于其早期的自由主义关怀。王怡的目的并非"使中国民主化",而是"以凯波尔主义的方式转化中国社会"。65当国家僭越领域主权的边界、"谋求上帝的位置"时,教会"仅凭其存在于政府管控之外这一事实本身,便已构成一种政治声明"。66在此情形下,分离主义者追求去政治化教会的理想,最终不过是一厢情愿。

在对待"华人改革宗家庭教会不够处境化"这一批评的态度上,钟杰瑞与陈明志的分歧最为明显。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王怡的教会论或许"对中国思想的处境化不足,过于西方化"。67他尤其对长老制共和式组织结构与威斯敏斯特信条的适切性提出疑虑——这些神学资源形成于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未必能够直接切入当代中国处境。钟杰瑞认为,汉语神学在这方面所发出的警示"值得考虑"。68当然,与陈明志一样,他也看到王怡在援用改革宗神学资源时所具备的自动调整能力。但他认为,有意识的主动处境化,将比这种自动调整更有裨于基督教的本地化与全球化进程。69在进一步审视曹荣锦与徐西面的儒家化方案后,他判断徐西面的方案更有可能为王怡所接受。徐西面以凯波尔的普遍恩典教义和改革宗原则的有机性作为规范框架,寻求其在中国处境中的转化与落地,因而更有助于"帮助教会探索和发展华人对西方神学的理解"。70

二、根本问题:凯波尔理论的内在模糊

在上一章末尾,我们提到王怡的保守派传统家庭教会批评者与汉语神学批评者,在王怡体系中教会与社会之距离这一问题上,持截然对立的立场。我们现在也已发现,学术界内部为王怡工作进行凯波尔主义辩护的论者之间,同样存在张力,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对凯波尔有关基督原则之有机性及其与处境化之关系的论述的不同诠释。在本节中,我将论证:这场诠释争议的根源,在于凯波尔理论本身固有的模糊。这些模糊性反过来引发了一个问题:以凯波尔主义作为解读王怡神学的主导框架,是否真正恰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过度依赖这一框架,不仅导致诠释上的混乱,也遮蔽了王怡教会论的根本关怀,削弱了其深刻的批判性力量——尤其是他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抵制。

2.1 何为"基督教的"?何等"原则"?

正如徐西面所言,若考虑到凯波尔对欧洲基督教文明之优越性的坚信,"要说凯波尔对神学的处境性有充分的自觉意识,似乎近乎荒唐"。71然而,若对他关于基督教原则之"时空性"与"转化"的论述给予认真的对待,他又可以被视为提出了一套"原初改革宗处境神学"的构想。72笔者的诊断是:这一悖论性的立场,根植于改革宗自然律与两国论教义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内在张力。

正如大卫·范德鲁嫩(David VanDrunen)所指出的,尽管当代改革宗人士普遍质疑自然律和两国论教义——视前者为天主教与启蒙运动的特有观念,视后者为路德宗概念——但两者事实上长期以来都是改革宗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3约翰·加尔文提出了一套上帝以不同方式治理两个国度的神学:世俗国度由圣子"非救赎性的创造与护理之工"治理,基督的国度则由"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治理。教会唯独与"基督的救赎国度"相认同,74在道德、身份与命运上与终将消逝的世俗国度保持着"根本性的对立"。75

这种早期改革宗教会论与新改革宗将教会视为涵盖世俗国度不同领域之有机体的理念,相去甚远。范德鲁嫩认为,推动这一演变的动力,正是基督教国家体制的衰落。当"西方世界几乎普遍接受宗教自由"之后,"大多数改革宗人士……认同了一个宽容、政治自由主义、宗教多元的社会",却同时"致力于建构专属的基督教世界观,将基督国度的彰显延伸至生活的每一领域,并对非基督教思想提出激进批判"。76这使他们得以区分两种基督徒公民身份:在参与世俗国度的事务时,基督徒无需诉诸圣经或上帝的特殊启示,而是以普世自然律为基础,与非基督徒携手推进文化与政治议程。77然而,这种划分也迫使改革宗人士进一步厘清建制型教会与生命有机体的教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前者对后者的重要性——否则,至少在文化领域,基督教将沦为众多道德原则提供者中无足轻重的一员,轻易被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所取代。

作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凯波尔正是在这一张力中寻求回应。他将文化使命置于普遍恩典的范畴之内,使其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圣经或特殊启示。在他对"神圣律例"(divine ordinances)的论述中,凯波尔明确将这一概念等同于自然法。78神圣律例由上帝在创造之初赋予自然,若非罪的侵蚀,人本可以清晰无碍地感知,并据此"建立一部无可超越的宪政法律"。79他对自然启示之完整性及其独立于特殊启示的强调,以致他相信"在堕落前的状态中,上帝仅借普遍启示与人沟通";80特殊启示不过是"上帝针对罪的肆虐而引入的'非常规'沟通方式"。81

然而,在堕落的现实中,凯波尔认为普遍恩典仍需特殊启示的亮光。他通过强调特殊启示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及其重生功能来阐发这一立场。正如范德鲁嫩所概括的:

对凯波尔而言,重生——上帝更新人心的主权行动,之所以不可或缺,在于一切知识都源自一个根本起点。要获得真知识,这个基本出发点必须是"上帝在基督里掌管一切"。凯波尔并不认为罪败坏了人的形式思维能力……但当思维发展为系统知识时,他断言,任何不以"上帝是主权者"为起点的思维,都必然持续偏离真理。因此,唯有借着重生,人才能肯定上帝的主权,进而追求真知识。82

从这一角度来看,凯波尔的立场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基础主义认识论。它预设人的形式思维能力本身合法有效,并将一切认识论问题置于基本命题作为出发点的框架之内。这一逻辑可以借助一个比喻来说明:罪犹如病毒,败坏了程序的基础数据,但程序本身的运算能力完好无损;特殊启示所带来的重生,将"上帝是主权者"这一最基本的命题重新植入程序,使其能够产生正确的知识。循此逻辑,"建制型教会的活动"仅限于其"教会职分",通过"话语事工"在认识论层面激励生命有机体的教会承担社会转化的使命。83在凯波尔的领域主权蓝图中,建制型教会、圣经与特殊启示被界定为一般原则的来源——这些原则派生自对上帝绝对主权的认识,涵盖诸如"认识人是什么、认识国家是什么及其目的、认识公义与权威的根源,以及认识自由与进步的动力从何而来"等根本性问题。84

范德鲁嫩仔细梳理了凯波尔体系中自然律、一般原则与原则之社会应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凯波尔而言,自然律涵盖普遍规则及其"最具体的细节",85与他对神圣律例的论述相呼应——神圣律例由上帝在创造时"施加于自然",人可以通过"对生活经验的观察与反思"充分感知。86堕落之后,人的生活经验丧失了发现神圣律例的能力;特殊启示则"犹如一副眼镜,使他得以用衰退的双眼重新辨读已然模糊的自然启示"。87 因此,建制型教会通过提供一般原则,恢复人的感知能力。这也是其限度。自然律的应用则托付给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后者依据自然重新显明的各领域主权特有原则,引导公共政策的走向。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范德鲁嫩将凯波尔定位为"模糊地站在改革宗两国论传统之中"。88凯波尔的文化使命观在多个层面延续了这一传统:其一,世俗国度的治理依凭基于创造秩序的普遍恩典,有别于属灵国度(建制型教会)中特殊恩典的治理,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89其二,与许多早期改革宗两国论神学家一样,他区分了"上帝作为创造者与救赎者的双重角色"。90圣子以创造者身份赐下普遍恩典,道成肉身的基督以救赎者身份赐下特殊恩典;其三,他们都相信普遍恩典有其独立于属灵国度成长的固有目的。91

然而,如前文审视徐西面理论时所提及的,凯波尔在一点上有别于改革宗前辈:他相信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文化成果在末世将被"收聚",而非将世俗国度视为必然消逝之地、基督徒不过是其中的寄居者。此外,在筹划"信徒与非信徒的共同社会生活"方面,他也走得比前辈们更远——例如提出了各社会领域不同主权的概念。92然而凯波尔的体系也存在内在模糊性。范德鲁嫩举例指出,他对"基督教"一词的使用便含混不清:有时指救赎的特殊恩典与建制型教会,有时却指"一种非救赎性的'基督教'影响——一种既不能拯救人、也与重新创造无关的'基督教化'"。93

从分析角度来看,凯波尔对"原则"一词的使用,至少具有四个不同层次的含义。首要且最根本的是对"上帝绝对主权的认信"——这被视为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教义,94 这一根本原则构成人得以感知上帝律例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其次,从这一认信原则派生出前文所提及的一般原则,即建制型教会与特殊启示所提供的那些原则。第三层含义指向自然律的另一个面向,即一般原则在不同处境与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在这一层面,特殊启示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明确指引,人必须依靠上帝在创造时所赋予、且未被罪正式败坏的理性观察与应用能力。95第四层含义则见于凯波尔用以阐释改革宗原则有机性的植物比喻:各种相互关联的"原则""隐藏在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之下……共同根植于一个基本原则"。96这一将原则理解为生命有机体的意象,涵盖并整合了上述三层含义,构成"原则"一词最为整全的意义。

在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为质疑特殊启示在普遍恩典领域之文化劳作中是否必要留下了空间。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如果非基督徒在第三层的实践中采用了与基督徒相同的原则,他是否也可以被视为第四层有机体原则的组成部分?"为回应这一问题,凯波尔进一步区分了"思想原则"与"生命原则"。97他虽将非信徒对思想原则的认识描述为"最多只有地基和半堵墙、却无屋顶与窗户的建筑"、"缺少尖顶的塔楼",98但承认这在有限意义上确实可以帮助非基督徒"回归起初所拒绝的"99——即自然律中所启示的"上帝"。他甚至援引加尔文,指出"在非基督教政权中也存在对上帝及其公义的敬畏,而加尔文在异教暴君身上也尊重这种敬畏"。100由此可见,就"思想原则"而言,凯波尔似乎悄然模糊了他最初的立场——即自然界中上帝的律例必须经由特殊恩典的亮光方能被发现。

基督教中国化的倡导者正是在此找到了立论的支撑。尽管凯波尔后来以植物生长为喻,谈及基督教知识体系如何因其根本原则而生长为一个有别于其他体系的"独特实体",他们仍在凯波尔对改革宗生命有机体的原则之时空性的强调中,找到了跨越这道"如此宽阔、如此深邃、如此不可逾越"101之鸿沟的路径,进而主张基督徒应当超越西方视角,102承认上帝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显现。如此一来,儒家道德哲学便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就"生命原则"而言,它可以被消极地理解为与基督教有机体完全分离的另一套生命体系;就"思想原则"而言,它也可以被积极地理解为基督教原则在中国处境中的转化形态。两种解读皆能在凯波尔对自然启示模糊不清的论述中找到各自的依据。

2.2 关于凯波尔主义中国处境化的争论

回到凯波尔主义在中国之应用这一问题,可以说,陈明志与徐西面各自聚焦于凯波尔关于"基督教原则如何发展为一套生命体系"这一论述中,两种相互竞争却并行共存的表达方式。核心问题在于:一种不以基督教基础原则为前提的自然启示,还能被称为"启示"吗?陈明志倾向于认为,脱离整栋建筑的"半堵墙"不应被视为建筑本身的组成部分。徐西面则持相反立场:既然不存在一个已然完成、一成不变的建筑主体,有的只是一个处于持续转化状态的活的生命体,那么只要各部分与作为根系的改革宗原则相容,便可被肯定为其枝桠。

这进一步折射出两人在凯波尔有机性论述上各自的侧重:陈明志关注的是改革宗原则本身的有机性(活的原则),徐西面则指出,这种有机性根植于上帝在创造之初赋予人类的感知能力。若细究凯波尔"原则"第二层与第三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严格来说,真正能被称为"活的"、或者说这种有机性的真正来源,并非基础原则本身(上帝的绝对主权),而是那个起初被赋予、却已因堕落而受损的观察与感知能力。援用前文的计算机比喻:圣经原则更像是用来修复程序的"补丁文件"——程序的运算能力本身完好无损,只是基础数据遭到损坏;补丁通过恢复或更新(取决于新加尔文主义的不同版本)原始文件,使计算机得以重新正常运行。

"原则"一词,有时指上帝主权的基础原则,以及教会借特殊启示向社会提供的一般原则(即"补丁文件");有时却指所有原则在基础原则之上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整全统一(即整台电脑的功能与运作)。由此可以推断,凯波尔或许意在表达:基础原则本身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将在具体处境中有机展开的全部内容。然而,凯波尔在特殊恩典与普遍恩典之间所划定的根本性界线,使得基础原则与一般原则如何能够有机地整合其他对应于普遍恩典的衍生原则、并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整全的统一体,变得难以理解。这一问题在考察两者各自的归属时尤为凸显:特殊恩典归属于道成肉身之基督作为救赎者的工作,普遍恩典则根植于基督作为创造者的非救赎性工作——而凯波尔对基督这两重角色所作的区分是明确而清晰的。103若认真对待这一区分,真正意义上的有机植物,便只能是上帝从创造之初就赋予受造界的神圣律例之统一体;而基础原则则更像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它能将其他植物(非基督教世界观)上因罪而发育不良、残缺破碎的组织(片段性的神圣律例)移植其上,提供充足的养分以促其生长。然而,无论这片土壤多么不可或缺、多么裨益于植物的生长,它本身在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被视为一个活的有机生命体。104

综上所述,徐西面对凯波尔主义更为细致、深入的阅读,固然能够削弱陈明志以凯波尔主义为家庭教会反中国化实践所作辩护的效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陈明志的方案已然彻底失败,因为凯波尔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本就存在模糊之处,陈明志的诠释在凯波尔文本中同样能找到支撑。然而,我所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何必须坚持以凯波尔主义作为解读王怡的规范性诠释框架?若承认其他神学传统在王怡神学中扮演同等重要乃至更为突出的角色,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王怡的批评者与辩护者似乎都普遍预设:一旦放弃凯波尔主义框架——例如以路德宗两国论或重洗派神学取而代之——王怡教会论的公共性便会失去神学根基,不可避免地退回传统家庭教会的分离主义模式,从而丧失其最具突破性的贡献。

对此,我持相反的看法,并相信这一看法能更好地揭示王怡教会论的创造性、启发性与批判性力量。以陈明志的辩护为例。他对汉语神学将"处境化"与"儒家化"画等号的质疑,确实很可能是王怡会向中国化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之一。然而事实上,王怡对儒家化的批判不止于社会学层面(如陈明志所追问的:儒家能否、应否代表今日的"中国处境"),更延伸至神学层面,涉及王怡所深刻认识到的基督教信仰的语言性特征。然而,凯波尔主义浓厚的认识论色彩,或许恰恰遮蔽了这一批判维度的力量。这正是我接下来意欲迈出的一步——探索王怡神学中来自其他神学传统的元素,而不急于将它们重新整合进凯波尔主义的框架之下。这些元素长期以来被王怡有意无意地援用,以批判和修正他自身的加尔文主义信念。这将使我们得以辨识他所受到的尤德-侯活士影响,这一影响通常被归入重洗派的范畴。

三、殉道、公开化、以福音为中心的转向

3.1 亲美的新改革宗,还是反美的重洗派?

我们谈到关于公共的问题。前两天,有一位牧师说:你难道不明白教会才是公共的吗?教会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公共吗?不进入教会,在这个世界,在上帝眼里的这个世界,就是边缘的、就是非公共的。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你们终于进入公共社会了。我们心里是不是一直有一种焦虑感,说教会一直没有进入公共社会吗?教会才是这个宇宙中的公共社会,教会才是上帝的心意的中心,教会才是整个历史的中心。105

上述文字出自王怡的以弗所书讲道。若不说明出处,将这段话归于某位重洗派神学家之口,任何对尤德—侯活士教会论有基本了解的读者,恐怕都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它与"教会即城邦"(church as polis)的论述极为相似。106类似的表达远不止于此。王怡将教会定性为"反文化的文化",107将十字架福音称为自堕落以来颠覆统治秩序的"人类唯一真正的革命"108——这些表述在尤德与侯活士的著作中,即便不是一字不差,也能找到高度吻合的表达。109此外,他对殉道与非暴力作为教会生命本质的坚持,同样令人难以不将其与重洗派的立场相联系。

然而,由于王怡新改革宗宪政主义者的身份过于显著,研究者普遍倾向于将类似表述重新纳入一个预设的对立框架——该框架将新加尔文主义与重洗派理解为在"教会是否应当走入公共领域"这一问题上立场对立的两种神学传统。例如,钟杰瑞与赵文娟尽管对王怡的评价截然相反,却共同持有这一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王怡教会见证的公共维度被理解为旨在推动美式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化,几乎与他早期的保守宪政主义完全吻合;另一方面,侯活士的教会论则被描绘成一种只专注于教会内部事务的政治分离主义与沉默主义。两种定性都值得商榷。先来审视王怡的部分。

如前所述,钟杰瑞注意到王怡后期的牧养著作呈现出更强的末世论色彩与教会中心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凯波尔和巴文克的教会论中相对缺乏。他主要将这些差异解释为王怡针对中国特殊处境所作的"语气调整",而非他实际转向重洗派的标志。110这些修辞与表达上的调整,并不改变"王怡教会论与凯波尔和巴文克秉持相同原则"这一基本判断。这与钟杰瑞的另一个判断相呼应:111王怡"对政府的强烈对立立场,不应被普遍化地理解为反对任何政府"。112换言之,如果王怡面对的是一个类似凯波尔时代荷兰那样的民主、自由的宪政基督教国家,他便不会坚持这种政教对立的态度。钟杰瑞进一步指出,这一点从王怡早期著作对西方式自由政府的态度中清晰可见——那些著作"明显偏好美式宪政民主"。113考虑到侯活士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抨击如此激烈,以至于有批评者担心侯活士"过度受反美主义所左右",114若钟杰瑞关于王怡始终拥抱美国自由主义的判断属实,这确实可以被视为两者对立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一前提并不成立——问题恰恰出在钟杰瑞对王怡政教分离论述的解读上,他未能把握王怡思想轨迹中一个关键转折点的真正含义。

3.2 告别洛克:从「政教分离」到「政教分立」

王怡政治神学突破保守宪政主义框架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2010至2011年之间。在众多契约论思想家中,约翰·洛克长期以来是王怡最为推崇的一位。直到2010年,这一立场在他的文章中仍清晰可见。在那一年为电影阿凡达所写的影评中,王怡援引洛克式产权语言来阐释家庭教会所体现的宗教自由。115他将电影的核心冲突描述为一场"宇宙性的强拆事件","体现了一种洛克式的财产权观念,即财产权从来不只关乎经济利益,还关乎人的尊严、记忆、信仰、关系,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承载"。116他进一步指出,"家庭教会的敬拜"正是一个"与此类似的故事"。117

然而,2011年,王怡修订了一篇论政教关系的旧文,对洛克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篇题为〈罗马书13章与政教分立〉118的文章,是对他2006年旧文〈政教分离与罗马书13章——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之二〉的修订,119但两个版本之间思想转变的幅度,堪称脱胎换骨。

最显著的变化,便是标题中从"政教分离"到"政教分立"119的一字之易。"分离"之"离",带有"离开某处"或"两者之间存在距离"的意象,着重强调两者的隔绝与脱离;"分立"之"立",意为"各自立定"或"各自建立",最常见的用法是表达政治权力之间既各有其运作领域、又相互影响与制衡的复杂关系——例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在中文中正是译作"三权分立"。

王怡术语转变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实质性思想变化?对他保守宪政主义的同道而言,这篇修订文章的结论部分或许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王怡延续了他一贯的立场——"反偶像崇拜"是政教分立的根本关怀,但对洛克权利理论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批评洛克的政治理论将"将上帝的超越正义变成了人类的意志论的自然权利'",使国家"在起源上,因为割断了来自上帝的代表权柄而更加世俗化了"。120他援引罗伯特·费尔默(Robert Filmer)与洛克围绕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之争的相关论述。他强烈反对费尔默以"英王是亚当的直系后裔"为由,对公民政府深怀敌意、为王权"神圣的统治权柄"大加辩护的立场。121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欣赏"费尔默坚持'生而顺服'这一基督教观点",而不是洛克的“生而自由”的看法,认为费尔默"反对唯意志论的立法权和创制权,质疑国家主义和民意的崇拜","其实更接近改革宗神学对《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理解"。122

这标志着王怡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从将国家权威理解为单纯制衡人类罪恶之必要工具的完全消极立场,转向一种在更积极意义上肯定国家权威的臣民政治伦理。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他将洛克的契约论与卢梭并列归入同一范畴,视两者为这篇修订文章所批判的"政教分离"模式的共同思想根源。123

3.3 王怡与凯波尔分道扬镳

王怡与洛克的决裂,与本章所探讨的凯波尔主义诠释框架有何关联?尤其考虑到凯波尔本人对洛克自由主义的攻击,两者之间似乎难以建立联系。然而,正如彼得·赫斯拉姆(Peter S. Heslam)所指出的,凯波尔的批评实际上将洛克的理论与卢梭的无神论人民主权论混为一谈,以同样的理由一并加以批判。事实上,当凯波尔试图将辉格党政治哲学的根源追溯至英国清教主义时,他已经隐含地暗示了加尔文主义与洛克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124

如前所述,王怡在政教分离时期的基督教宪政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凯波尔误读的一种修正。他明确指出洛克契约论背后的基督教超验制约,将其与建立在人民主权概念之上的欧陆自由主义清晰区分,并进一步将洛克式保守宪政主义重新整合进新改革宗基督教世界观,视之为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25从这一角度来看,王怡后来与洛克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凯波尔主义的接受。

具体而言,从政教分离到政教分立的转变,对他早期以凯波尔主义想象公共领域的方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他对中国家庭教会殉道传统的敬重与日俱增,他对自由、权利与公民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对“公共”与自我的理解,经历了一次突破性的更新。援用哈耶克(Hayek)的术语,王怡早期宪政主义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一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126其形成依赖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公民活动的自发性,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集会与结社自由的一贯坚守;其二是对异质性的要求,即这种自发性公民活动所形成的秩序或领域,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与政治国家保持对立的精神气质,从而构成对后者的实质制约。127依照这两个标准,王怡发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公民公共领域。如前所述,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借助"华夷之辨"与"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将不同社会领域的权力关系同质化,并将其纳入"天下"的宏大叙事之中。因此,当王怡指出中国历来缺乏公民的"共和体"时,他并不否认中国存在地方性或较小规模的结社,而是说中国从未有过"突破血缘藩篱、不在皇权统治之下的自由人自由生命共同体"。128

在个人主义信念的影响下,他曾以洛克式消极自由来界定"自发性"——其核心在于确保政府不超越其最低限度的职能范围,即保护个人财产。129公民社会由此几乎等同于商业社会:只要契约自由与产权得到保障,自发秩序便会自然生成。130这一立场,决定了他早期对政教关系之应然形态的想象——洛克式的政教分离。如前所述,"分离"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与互不干涉:国家不得干涉宗教领域的人身自由,与此同时,教会作为集体同样不得直接干涉个人在政治及其他公共领域的活动。这正是陈明志在王怡灾后重建文章中所捕捉到的建制型教会对公共领域之影响的间接性特征。这也表明,凯波尔领域主权对王怡影响之深,乃至他将自己试图重建的超验框架径直称为改革宗"基督教世界观",而坚守政教分离的保守宪政主义,正是这一世界观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131

因此,在家庭教会那不可剥夺的公共性得到充分彰显之前,王怡曾将围绕网络论坛发展起来的保守自由派知识圈,视为理想共和秩序的缩影,认为那是最有可能打破极权体制所设置的语言与现实之间壁垒的场所。132尽管他后来在受苦受难的家庭教会成员身上,看见了超验的光芒,但这种盼望如何能够突破个体的边界、在集体层面落实为一种公共秩序,仍有待进一步说明。这对于高举个人主义、不信任一切集体价值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而言,尤为棘手。自由个体的简单聚合,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共和体。133什么能保证自利个体活动的集合,能实现人的尊严、孕育出真实的公共秩序?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不平等,又如何能创造出意见交流的最优空间,而非催生另一种市场精英的霸权?在他全身心投入家庭教会公共化事业之前,王怡对这些关键问题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与这种模糊性相呼应的,是他在审美经验中所流露出的另一种困境,对这种保守秩序所能编织的公民纽带,他始终缺乏信心。134吊诡的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反叛性写作,仍然深深烙刻着极权主义的印记。对极权体制的恐惧与排斥,使他们无从建立真正的公民纽带,即那种能够超越契约论的局限、穿透原子化个体的藩篱、建构共和生活的精神联结。135

然而,随着他对公开化异象的投入日益深化,对家庭教会传统的了解也与日俱增,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家庭教会所活出的,正是他一直苦苦寻求的那种"自发秩序"。136家庭教会仅凭对福音和圣经的坚守,即便在最私密、最边缘的处境中,也已然成为"公民社会的原型"。137家庭教会的群体见证,揭示了一种源自福音的共同生命本质。看见这一切,王怡放弃了对政治能动性的个人主义诠释,转向一种社群主义的自我理解。借用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社群主义思想,这一转变可以用"构成性社群观"来加以理解——社群归属对自我身份的形成具有本质性意义,人若离开所属的群体,便无法真正认识自己是谁。138由此,自发秩序与自由个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自发秩序不再是政教分离所保障的(消极)自由个体活动之产物;恰恰相反,自由的必要条件,是被嵌入于一个既有的"自发秩序"之中——而根据家庭教会的见证,这一秩序,正是上帝话语所建立的殉道生命形式。139

因此,刘同苏与王怡这样阐释公开化的公共意义,以及它如何维系家庭教会的生命形式:

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神命令以色列邀请万民同来诉说他的荣耀。诗篇 102 篇 21--22 节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事奉耶和华的时候。」诗篇 105 篇进一步呼召圣民赞美,「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些经文表明,教会的主日敬拜是宇宙性的、福音性的、群体性的。如果我们作为「教会」只能一同隐藏起来敬拜神,如果会众散会之后,弟兄姊妹才作为「信徒」出去传福音——换言之,「教会」消失而「信徒」出现——而这又是被强加于我们之上的,那么我们应当祷告这一情形早日终结。因为每一座会堂都应是城中基督国度永久而公开之敬拜中心。140

这是一种从教会敬拜生命的核心绽放出来的福音批判力量。福音的临在本身,就构成了对现有政治处境最猛烈的批判。教会借着敬拜,向国家宣告上帝国度的临在才是宇宙真正的中心,从而对任何将国家或社会全面极权化的企图,构成真实的威胁。这正是家庭教会在猛烈逼迫时期所作出的公共见证。

这也表明,王怡的诗歌写作轨迹,与家庭教会公共化使命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连接。王怡转向赞美诗后出版的诗集秋天的乌托邦,以诗篇84:6作结,141而教会被命名为"秋雨"。142这揭示出:滋养教会的秋雨,正是秋天之"乌托邦"的答案。从哀歌走向赞美诗,是从孤独的审美生活走向群体敬拜生活的转变。从意义中断裂的文字,在上帝福音所赋予的语法中,重新与其他文字连结;正如破碎的个体,在上帝所呼召、所建立的敬拜群体中,与其他赞美者重新连结,共同活出一个圣洁的身体。

教会作为真实公共领域的显现,不仅是对极权体制的挑战,也挑战着现代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的想象与凯波尔的领域主权论——因为它逾越了公共(国家或社会)与私人(宗教)领域之间的界线,拒绝将福音局限于个人救恩或私人生活的范畴,转而将公共问题界定为福音临在的问题。为了更清晰地透视这一点,我们回到第二章末尾所提及的耶稣受审的场景。在转向"政教分立"模式之后,王怡才开始直面耶稣的世界与洛克的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面对一场在程序与实质上都不公正的审判,耶稣从未诉诸自然法或自然公义来主张上帝赋予他的权利;他宁愿如同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那样,甘心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不义的判决,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成就天父救赎的旨意。143

耶稣的回应深刻挑战了王怡早期的宪政主义。从洛克自然律的视角来看,那些不义地谋求取耶稣性命的审判者,已将自己置于与人民的战争状态;在此情形下,人民本可诉诸"上帝为所有人所预备的共同庇护",重获"原初自由"。144此外,王怡以圣约神学为自然律辩护,主张上帝的圣洁保证了契约理论所承认的自然公义。145然而,耶稣并未纠正地上权威使其回归天上的托付,而是顺服了一个违反神圣自然律约束的判决。这暗示了道成肉身的基督与作为创造者之子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而凯波尔恰恰对基督的这两重角色作了明确区分。最后,也是最切合本章主题的一点:耶稣的顺服打破了领域主权所预设的边界。他借着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成就了救赎之工。然而这条路,是以牺牲上帝对国家与司法领域的主权(自然公义)为代价的。耶稣将一个教会之外的公共领域——法庭——作为执行福音与救赎使命的场所;他本人以及效法这一榜样的家庭教会,都明显越过了凯波尔为防止国家教会对国家产生直接影响而划定的那道界线。

综上所述,王怡从政教分离到政教分立的转变,是影响其思想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揭示了他后期教会论与早期保守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凯波尔领域主权论之间潜在的张力。然而时至今日,这一转变在王怡思想研究中仍是一个盲点,至少在英语学术界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英语学界王怡研究谱系的简要梳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四、重构一个新兴诠释框架:释放王怡后期文字的全部张力

4.1 一个有缺陷的诠释框架之谱系

作为最早涉及王怡宪政主义的代表性研究之一,葛维兰(Gerda Wielander)2013年出版的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基督教价值观》(Christian Values in Communist China),146大量依赖王怡发表于2012年学术期刊 Chinese Law & Religion Monitor 《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的文章"政治神学的可能性"。147148然而,这篇文章实际上只是王怡2005年发表于网络论坛的早期文章"政治神学之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英译版。149因此,她的研究所呈现的,是王怡归信初期的思想状态,而非该书出版时王怡已然经历转变、走向政教分立之后的立场。这一研究对后续学者对王怡政治法律观点的理解影响深远:它使曹荣锦将王怡归入中国新加尔文主义者"右翼辩护"模式的分类;150也影响了司马懿对王怡宪政写作的理解——她将其视为与两国论教会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独立体裁,并以此作为主要参照。151尽管葛维兰的著作未被直接引用,连曦(Lian Xi)、152柏雨成153与赵文娟(Zhao Wenjuan)154对王怡的研究,也明显受到这一早期诠释范式的影响。155在这一诠释范式的框架下,柏雨成认为王怡在家庭教会异见传统与美国右翼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156赵文娟对这一早期自由主义框架的批评,甚至将王怡后期的教会论话语也全部置于其中加以解读。157

忽视王怡著作时间先后顺序的问题,在其凯波尔主义辩护者中同样清晰可见。陈明志对王怡传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凯波尔主义解读,主要建立在一篇2008年灾后重建文章的基础之上。158当他试图将这一解读回溯投射至"九十五条论纲"的教会论时,凯波尔主义与王怡成熟观点在政教关系上那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差异,便悄然消失。159钟杰瑞的情况则较为特殊。他确实注意到了王怡在政教分离与政教分立之间的区分。就笔者所知,他目前是唯一指出这一点的研究者。然而,可能由于对王怡早期洛克主义思想遗产不够熟悉,钟杰瑞错误地以为政教分立是王怡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立场,因而未能察觉王怡经历了从分离到分立的实质性转变,转而强行将后期模式纳入凯波尔领域主权的框架,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冲突。160例如,他在阐释"政教分立"的内容时,引用王怡2007年的一篇文章——其中主张"国家和教会都应当顺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因为"地上的一切权柄都是出于神",161并将此作为王怡的政教分立与凯波尔领域主权"相似"的证据。162然而,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尤其是王怡以福音为中心的公共观与凯波尔自然法进路之间的根本冲突,在这样的解读中被排除。

王怡的凯波尔主义辩护者以及部分批评者,在他早期宪政写作与后期教会论之间所建立的错误关联,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盲点:王怡早期写作中政教分离的特征,以及他后来转变中所隐含的自我批判,都被广泛的忽视。正是这一盲点,导致他与侯活士等重洗派所共有的那种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批判力量,被严重低估。

4.2 福音的反叛:路德与加尔文彼此亲嘴

在梳理这一存在缺陷的诠释框架之传承脉络之后,本节将进一步与这些具体诠释内容展开对话,揭示为何针对王怡教会论中美国自由主义特征的批评站不住脚。在此需要澄清:笔者的意图并非论证王怡在晚期全盘拒绝或放弃了凯波尔主义乃至更广泛的新加尔文主义。他的改革宗教派身份始终如一。2018年,他仍在使用"世界观"这一术语来描述基督教。163然而,他对新加尔文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并非毫无批判。王怡援引其他宗派传统,指出改革宗神学潜在的不足之处,并为修正提供神学资源。这种修正是渐进推进的,尽管其间有若干清晰可辨的关键转折点,例如转向"政教分立"模式。这一过程有时甚至会引发自相矛盾之嫌。。然而,这种不一致并非是钟杰瑞、司马懿和柏雨成所论的那样,仅仅是语气的调整,或针对不同受众而摇摆的修辞策略。164殉道教会论为王怡反思新加尔文主义提供了资源。这一发展在他被捕前最后三年(2016至2018年)臻于成熟,尤以马太福音与以弗所书的殉道主题系列讲道为代表;而这一转变在2018年出版的《福音的政变》中表现得最为清晰,该书集中呈现了他对宗教改革问题的最新思考。165

《福音的政变》标志着王怡试图将改革宗神学重新扎根于宗教改革这一更宏大的语境中,反映了他后期对新加尔文主义与美国保守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对新加尔文主义的反思,主要集中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个是其理论化与哲学化的特征。王怡将宗教改革的本质界定为"福音的再发现"。166他将路德的再发现描述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167海水指路德受唯名论发展启发所取得的神学突破,火焰则指受神秘主义者影响的敬虔传统。168至于加尔文,他对福音之再发现的重要贡献,在于实现了"对奥秘的理性主义阐释"。169王怡认为,加尔文虽比路德更具哲学性,但仍在克莱尔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影响下也吸收了敬虔传统。170然而,他的理论化进路最终导致一种将信仰知识客体化的倾向。在众多加尔文主义的继承者中,加尔文认识论中那种"出于对上帝超越存在之敬畏的紧张感"被逐渐消解。171正如王怡所描述的:"他们谈论上帝创造与拣选的奥秘时,就像谈论在他们家隔壁花园所观察的,邻居的生活起居。"172这正是王怡在"经历了一段对恩典教义的、理性主义的迷恋之后,在癫狂与安静之间,开始沉思的地方。"173

王怡的这番反思,建立在以福音为中心的"被完全扭转的自我认知"之上,174涉及整个人的转化——不仅限于思想的更新,也涵盖情感与行动的更新。他指出加尔文主义者的危机,在于过度强调正确观念的优先性,使基督徒无力以圣经的力量真正面对自己的意志与情感,以致"将诗句本身的悲哀、忧伤或深深的绝望带给我们的灵性冲击,太快地转化为了一系列命题"。175他以"全然败坏"这一教义为例,写道:"全然败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教义,而不是心中的哀恸。除非他们哀恸,否则他们就不能听见……那令人惊骇而甘甜的福音。"176

这段反思也印证了本论文开篇所探讨的六四背景对理解王怡神学的重要性。在王怡对高度命题化的改革宗神学的反思中,归信前法律政治理论与诗歌写作之间那道张力的痕迹再度浮现。他对福音本质的深刻追问,折射出他从刘晓波那里所继承、并由六四后知识分子所延续的属灵自我追问,以及他们对人性黑暗的深切体认。正是这种灵性的敏使他认识到:改革宗教义的批判力量,必须首先指向自身——否则,改革宗基督徒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入的自我认识障碍"。177

他援引中国民间故事"叶公好龙"来说明客观命题式信仰的问题。叶公爱龙成痴,家中龙的装饰无处不在,真龙登门造访之日,他却被吓得魂飞魄散。在王怡看来,这正是改革宗神学强烈倾向于命题化信仰的生动写照。作为回应,他引用华人家庭教会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生命比观点更重要",把改革宗神学的根基重新建立在路德的十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之上。178

事实上,早在王怡撰写《福音的政变》之前,路德已在他身上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记。正如司马懿所观察到的,尽管秋雨圣约教会2015年的九十五条并非旨在与路德神学进行"详细比较",但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它都清晰地试图将教会对政教关系的分析、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拒绝,以及对三自登记教会的批判,重新植根于路德"在教会大动荡时期以其生命与行动"所代表的传统之中。179路德被推崇为良心之宗教自由的典范。此外,王怡与秋雨圣约教会在发展自身独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也对路德的两国论与教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180然而,直至2017年福音的政变出版,王怡对路德神学更为全面、成熟而细致的反思与吸收,才真正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在该书中,王怡坚持路德宗司法性的(forensic)因信称义理解。181然而,这一理解并未停留在仅仅满足于免除上帝忿怒之刑罚的层面,而是以十字架为中心,被重新表述为与成圣生命同时并存、看似矛盾却又真实的关系。他主张,因信称义的福音必然带来"灵魂深处的信仰革命"。这种革命感与路德信仰中特有的"属灵焦虑"紧密相连,同时与六四后一代人深刻的自我怀疑意识和悲痛感知产生强烈共鸣。正如王怡所描述的:

马丁·路德具有典型和强烈的中世纪末期的灵魂焦虑。有时候,我痛恨自己没有与他类似程度的焦虑……因为我的痛苦缺乏深度,我的眼泪量小、断续,不足以将床榻浮起。我的绝望,即使经过夸张的修辞,也比不上深渊与深渊之间的回响。182

与路德信仰中那种焦虑与悲痛的深度相对应的,是把十字架的恩典理解为对整个人全方位的冲击。183福音冲击之全面性意味着,这场属灵革命必然催生一种新的、群体性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王怡明确诉诸路德,将教会的起源锚定于上帝话语的宣讲与圣礼的施行。184这样被塑造的生命形态,意味着"像马丁·路德那样,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置于整个信仰夜空的中心"。185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王怡将路德的"唯独恩典"(sola gratia)、"唯独信心"(sola fide)与"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置于一个由十架神学所塑造的规范框架之内加以诠释,这一框架强调基督的福音如何从根本上颠覆并重塑整个人。

秋雨圣约教会的两位成员向作者透露:从2017年起,为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教会开始鼓励会众阅读当年出版的格哈德·福德(Gerhard O. Forde)著作《论做十架神学家:反思路德1518海德堡论纲》(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186鉴于时间上的高度重叠,福德的这部著作几乎可以肯定在王怡被捕前最后两年以殉道和福音为中心的话语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本论文尤为重要的,是福德将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与以殉道为导向的生命方式相连接——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致力于整合家庭教会传统与宗教改革遗产的王怡,会被这一路德神学进路所深深吸引。187此外,福德将十架神学与荣耀神学定位于比神学理论更为根本的行动生命层面,也明显影响了王怡对"生命比观点重要"这一表述的深化与提升。188正如王怡所写:

你的想法是什么并不过于重要,你是怎样思考和表达的更为重要。

比如你是跪着思考的,这比你站着思考更重要;你在思考时流泪了,比你思考时的逻辑周延程度更重要;你的观点会导致你的损失,这比你的观点会导致你的收益更重要。甚至,这意味着,有时候,你的破碎,可能比你的完整更重要;你的沉默,可能比你的言辞更重要;你的哭泣,可能比你的雄辩更重要。189

这段引文照亮了我们当下与侯活士主义的对话。它与侯活士对"如何说"重于"说什么"的强调相互呼应。190此外,这种对信徒整全生命的关怀,进一步强化了对殉道这一基督徒生命形态的重视,这一点在前文讨论公开化使命与家庭教会生命本质时已有所彰显。191正如侯活士所论,殉道作为效法基督的回应,拓展了基督徒的道德想象力,使他们得以从"要么坐视邪恶得胜、要么以暴制暴"这一具有误导性的虚假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192

候活士对殉道的阐发,在两个层面上对当前的对话具有关键意义。其一,他强调叙事在这种道德选择之赋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193而在他看来,叙事是一个与群体本质上不可分割的概念。194受社群主义思想的影响,侯活士采用空间隐喻来阐释人的能动性的形成过程。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道德空间中的自我需要两样东西来建立其方向感:"框架"195与自我的位置。框架由我们对事物的"强评估"所提供,它承认不同善之间存在"无可比拟的质性区别"。196框架犹如道德空间的地图,然而要建立方向感,人还需要知道自己在这张地图上的位置,即自身与各个地标之间的空间关系。这意味着,自我必须将"我们与那些(所认可的价值观)的关系中立于何处"视为至关重要的问题。197这两者都必然依赖叙事。正如泰勒所言:"故事赋予我们对生命、对人以及对发生在他们身上之事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是科学与哲学等其他形式所无法给予的,也是无可替代的。"198

与此一致,侯活士在强调叙事对门徒群体的塑造作用时指出,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定位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宇宙之关系的方式"。199他也高度赞许泰勒对"诉诸人身"(ad hominem)道德推理模式的辩护——该模式认为道德判断与论证与自我的强评价不可分割,并由此论证叙事在道德推理中居于核心地位。200王怡虽然并未像侯活士那样将叙事与美德提升到同等高度,但他接受了嵌入式自我的社群主义理解,从而与侯活士共同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即桑德尔所称的"无负担的"(unencumbered)自我201——提出了批判性挑战。

其次,教会的叙事性特征也意味着其非暴力生命形态是由外部赋予的。殉道"不是他们想要坚守的一种道德立场、一套不想违反的规则,而是一种他们渴望与人分享的恩赐性特权"。202王怡对殉道这种外部赋予性有同样深刻的认识。他这样写道:

所以我渴望为主殉道吗?我渴望为福音而死吗?我知道我里面极其渴望,如使徒保罗说:我情愿被浇奠。但我同时也知道,我里面并不情愿。一个不情愿的力量,始终在主所赐的情愿中。这就使我知道,我的情愿,并不出于自己。203

这种自我认识与王怡对"谦卑"的讨论相互呼应。如第二章所述,刘晓波认为中国精神的根本问题在于知识与道德上的傲慢,而这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不出于自己"这一彻底的自我认识,是王怡与刘晓波在属灵自我追问上最关键的分歧所在。刘晓波最终在自由神学中寻求庇护,将希望寄托于内在自我最高贵的部分——一种尚未被罪完全败坏的宗教意识。然而王怡发现,谦卑必须来自"福音中一种被完全扭转的自我认知"。204他写道:"谦卑的人,是极其恨恶自己的不谦卑的人。"205这种张力在侯活士与尤德对殉道作为"恩赐性特权"的描述中同样清晰可见。在此基础上,王怡对改革宗全然败坏教义的持守,被提升至超越人的宗教意识的层面:"福音,粉碎了人类的宗教精神,就是粉碎了道德的高利贷,和我们内心更大的贪官。"206

这意味着,教会和平的新生命绝对是一份恩赐。正如侯活士所言,"基督徒群体由一个故事所塑造,这个故事使其成员能够将他者的他性,视为上帝国度饶恕特征的记号"。207即便在饶恕与和好的实践中,基督徒仍只把自己视作那些已被饶恕之人。正是由此,生发出教会信仰上的抗命,以及它与其他一切政治或公民不服从形式之间不可化约的根本差异。因此,王怡宣告:

在基督的十字架以外,人类无法在任何其他地方,学会什么叫谦卑的反对者。 包括“非暴力的反抗”。非暴力意味着,反对者本人预备着为他的反对承担代价。而在通常情况下,反对的意思,都是预备着让被反对者承担代价。 因此,“非暴力的反抗”已是极高的道德,但还不足以反映福音中的颠倒。 因为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谦卑。非暴力的反抗者并不尊敬他所反对的人。非暴力的反抗者,的确已准备好自己承受代价。但非暴力与十字架的区别在于,非暴力的反抗,是准备好了“为了这个反抗本身”去承受代价,而不是“为了爱自己所反抗的人”去承受代价。208

王怡认为,保罗"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 2:3)这句话,提供了对谦卑最简单而切实的定义。209为信仰而抗命的基督徒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反对之人的罪恶,并不比他们自己内心的黑暗更深。然而这并不剥夺他们抗命的能动性——因为这力量的源头并不在于自身(如刘晓波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份临到他们的、不可思议却又真实的恩赐。这反而加强了异见者的坚忍:因为彼得彻底失败、三次否认主的那一天,恰恰是福音借着一场不义的审判战胜世界的那一天。210人的一切局限与失败,都无法削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 12:2)这一命令的迫切性,也无法使门徒丧失盼望。"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求家庭教会信仰上的抗命需出于对中共政权真诚的尊重与爱。在彻底拒绝中国文化、哲学、政治与民族性、并对其深感绝望之后,"爱国"这一主题,竟出人意料地在王怡信实的默想中复活,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课题。211我们将对王怡的爱国观展开深入探讨,这将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他与侯活士所共有的对地方性(locality)的深切关怀。

综上所述,《福音的政变》可以被视为王怡努力的顶点:他致力于在路德十字架神学的共同基础上,重新建立他的加尔文主义教义,以及秋雨圣约教会殉道实践的公共意义。他对加尔文主义恩典、拣选与神的主权教义的持守,批判性地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秩序那种可疑的必胜主义划清了界线,并将其重新锚定于路德对十字架之路那种朴素而专注的精神之中。唯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认真对待王怡2018年被羁押期间的表述。他的意图并不是改变中国的法律或制度,而只是"为另一个世界作见证"。212这是一个长期被本章所解构的主流诠释框架所压制的声音。

4.3 被误解的《政变》,被扭曲的福音

《福音的政变》引起了一些与王怡相关的研究者的关注,213然而其被援引的方式,却主要是用来支持与该书核心主题相悖的论点——即对新加尔文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反思。赵文娟将这本书呈现为王怡试图将改革宗神学塑造西方社会的模式移植到中国社会转化上的思想结晶。214然而,她对王怡教会论的理解,仍然局限于他早期宪政主义话语的旧框架之中。她批评王怡的教会论提出了一种"社会学"进路,与传统家庭教会的沉默主义背道而驰,"从而剥夺了教会作为福音向世界使命所塑造的神学"。215《福音的政变》中所反映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思想转变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王怡确实明确用过"社会学的"来描述教会。例如,他与刘同苏共同指出,"'基督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社会学术语,而非神学概念"。216然而,王怡对"社会学"一词的使用,并非遵循赵文娟所批评的、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教会—宗派类型学所采取的现代社会学进路,而恰恰相反:217后者对教会采取普世主义的定义,预设只有以"社会目的"为导向的信仰群体才能被恰当地称为教会。218刘同苏与王怡则相反,他们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凸显教会的地方性,以符合他们建立教会的使命愿景。219他们认为,"'基督徒'是一个与地方教会相关的概念,是外邦人用来称呼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群体——'教会'——之成员的术语",220这在许多方面都与侯活士对教会作为有形机构的强调高度契合:在侯活士笔下,教会是一个有着"预算、建筑、停车场、聚餐,以及关于下一任牧师人选的激烈争论"的具体存在。221

面对詹姆斯·古斯塔夫森(James Gustafson)的批评,侯活士拒绝让特洛尔奇的类型学来定义他的教会论,不愿被归入"宗派主义"之列。他澄清道,在他看来,"只要教会能够重拾其作为美德群体的完整性,就能对自由主义社会作出巨大贡献"。222他随即列举了一系列他所着力探讨的社会与政治关怀,其范围远远超出教会自身的机构事务。223他的回应表明:教会是否作为另类城邦而活,不能以肤浅的"社会学"尺度加以衡量——亦即不能以教会是否尝试参与自由主义社会并支持其运作、抑或从中退出来界定。这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教会是否理解那使这个群体成为群体的非封闭性语言。在侯活士的教会论中,学习这种语言与教会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特定叙事——"作为社会伦理的耶稣故事"——密不可分。224这使我们想到王怡对福音的语言式理解,225以及在此理解下,福音本身的公共性如何调和了传统家庭教会的内向性与公共化使命所倡导的社会参与。这也为我们切入下一章的主题提供了恰当的视角:王怡与侯活士共同采用的后自由派文化—语言神学进路。

柏雨成在其2021年的文章"高于自由主义一尺"中,援引《福音的政变》,意在证明王怡神学对"美国基督教右派"存在"明显的偏向"。226他特别引用王怡的表述:如果必须在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作出选择,他"将毫无疑问地投他的票"。227柏雨成解释说,特朗普在王怡看来,是"比民主党人更好的美国公民宗教传统守护者"。228因此,尽管王怡对特朗普现象有所批评,柏雨成认为这种批评仅仅针对特朗普政治议程中"属灵丰富性"的匮乏,不足以构成对美国基督教右派的深刻反思,使王怡"对基督徒普遍针对美国右派的批评保持沉默——例如其与美国国族主义之未加批判的关联,以及将基督教理想从属于政治议程的做法"。229

然而,上述诠释几乎完全颠倒了王怡文本的含义。回到原文,在王怡说明其投票给特朗普之意图前,他指出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国‘公民宗教’或国家宗教”,并非「古旧福音」。230在表达投票意图后,他又立即写道:

我的质问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基督教右翼对他一厢情愿的和无原则的热爱。因为他们意识不到,古旧福音与美国公民宗教的巨大差异;也意识不到,改教五百年以后,上帝正在做一件大事,就是将 Gospel of Jesus Christ 与 Gospel of America 分开,如同将空气以上的水与空气以下的水分开。231

从殉道作为教会生命本质这一视角出发,王怡对当代美国保守派福音派教会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美国福音派教会并未履行其属灵责任,而是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不称职的"马丁·路德"入主白宫——他将此称为"过度实现的末世论"。232特朗普的上台,对教会而言是一场灾难性的转变,因为特朗普激怒整个社会的方式,"与耶稣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方式截然相反"。233王怡毫不保留地将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与特朗普并置加以对比,直言“特朗普从白宫发起的‘宗教改革’,是一种没有十字架的神学,和一种背叛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是在美国不断失败的必然结果。”234教会已然沦为政客,将希望寄托于"有刀剑的马丁·路德"235——这样的挣扎终究是徒劳的,不过折射出基督徒"还流连于一去不返的基督教王国,活在一个反十字架的幻象中"。236

在王怡看来,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美国基督教内部长期问题的一次爆发:教会期望"过比上帝的儿子更好的生活",由此失去了"十字架的福音"。237这是教会被现代消费主义同化的必然结果。他提到,有一次在飞机上不小心碰触了邻座的手腕,尽管他立即道歉,对方的反应却"似乎遭受了一次仅次于大屠杀的严重冒犯"。238他认为,这一事件折射出的并非东西方文化冲突,而是"古典的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的消费者文化的冲突"。239受这种"不能忍受任何的不便"的消费主义文化影响,教会最终发动了一场将十字架彻底排除在外的“伪宗教改革"。240以此为鉴,他呼吁教会重返十字架道路,忍受主流现代文化和政治给基督徒带来的种种不便,成为"非主流的主流、非政治的政治",241而这唯有通过坚守"福音必须在场"才能实现,其目的不在于统治或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作见证。242当代教会所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的"流亡路上的马丁·路德"。243

因此,特朗普代表美国公民宗教,显然并非决定王怡投票意向的真正原因。至于真正的原因,他本人并未作出解释。结合上下文来看,更为合理的推断是:王怡投票给特朗普,是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考量。读者或许可以质疑他现实判断的准确性,但有一点显而易见:王怡绝非柏雨成所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倡导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对美国福音派教会发出严厉批评的焦点所在。特朗普的上台表明教会已背叛福音,失去了为福音受苦的勇气与坚忍,转而拿起刀剑自保,而非倚靠上帝的话语。从这一视角来看,王怡的批评隐含地指出:美国福音派教会的行为,与中国三自爱国运动的做法如出一辙,而这恰恰是秋雨圣约教会〈九十五条〉所强烈反对的。

再一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怡对美国基督教和特朗普现象的批评,与侯活士的许多核心立场高度契合——包括教会必须成为反文化的见证群体和另类城邦这一理念。244这也揭示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吊诡:强烈认同清教主义的王怡,或许恰恰会赞同侯活士对现代美国基督教与清教主义之关系的批评。245侯活士对清教主义的批评,正在于他们在认信争论中放弃了真理生命与十字架之路——正如朋霍费尔(Bonhoeffer)所批评的,这是一种"为了能在宁静与和平中服事上帝而放弃最终苦难"的努力。246王怡认同清教徒,则植根于早期清教徒即便被逼迫也坚守真理、拒绝顺从的不妥协传统。247

柏雨成在其2025年的博士论文中,修正了他此前对王怡的评估。248他承认王怡对特朗普有着"更为严厉的批评",249并进一步指出,"王怡背离了他早期将改革宗基督教视为现代宪政主义必要组成部分的立场"。250柏雨成的批评焦点因此从王怡神学的保守自由主义特征,转向他对"范泰尔狭隘真理观"的吸收;这种真理观"几乎不给他所属的基督教传统与其他思想流派之间寻找道德和理智共同基础留下任何空间"。251柏雨成后期的批评,清晰折射出华人神学家对威斯敏斯特新加尔文主义"预设主义"(presuppositionism)的普遍忧虑。按照柏雨成的定义,这种预设主义"倾向于贬低自然律或任何此类普世道德的价值,转而将一切道德标准建立在符合严格加尔文主义的圣经神学之上"。252这种以宗派为中心的预设主义,被广泛视为对基督教大公性的威胁,也是对与其他思想流派携手追求自由与公义等普世价值之努力的阻碍。

下一章将部分回应上文围绕大公性与普世主义所提出的关切,进一步探讨王怡思想中内在的后自由派神学特征。这一特征在王怡对命题式、"哲学化"加尔文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尤为突出(范泰尔被视为这一进路的集大成者。)253这一特征迄今尚未得到汉语神学批评者的充分把握,却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批判潜力:它不仅为家庭教会对中国极权政治的激进而和平的抵抗赋予力量,也深化了公开化使命在批判儒家传统方面的神学意涵,从而回应了汉语神学学者所提出的关切。候活士是后自由派神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有时被援引来质疑王怡的美国保守自由主义倾向。与候活士的对话无疑为这一探索铺平了道路。

Footnotes

  1.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common grace has been active throughout the ages among a number of more developed peoples …. When Holy Scripture reveals to us the mystery of creation, God’s providence in the covenant with Noah,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world toward a final catastrophe, all this most definitely concerns not only the elect but all people, everything that lives.” Abraham Kuyper, “Common Grace in Science,”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ed. James D. Brat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459.

  2. See Ibid.; and Abraham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481-482. encompass all spheres of society governed by God’s providential activity. This distinction, in turn, undergirded his division of Christian mandates into evangelist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3 Suc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provided urban house church dissidents with a universalisable idiom through which their Christian faith c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ir political pursuit of liberal democracy. Moreover,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his career “from pulpit to parliament,”4 Kuyper developed a theological framework that fundamentally construed the crises of his own social context as conflicts between a “Christian worldview” and a “modernist worldview,” or between the sovereignty of Christ and that of the nation. For urban house church intellectuals situated within the post–June Fourth vacuum of values, this framework exerted a powerful attraction, offering a readily available grand intellectual system and overarching narrative through which they could return from aesthetic and religious quests to sustained engagemen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5 1.2. Chen Mingzhi: Organic Church Agasinst Sinicisation As mentioned in Chapter 2, after his conversion, Wang was committed to repositioning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 within a neo-Calvinist Christian worldview. In this light, it seems highly reasonable to adopt a Kuyperian understanding of Wang’s ecclesiology and public theology. Chen employs the Kuyperian distinction between church as institution and church as organism to explain the public meaning of ERCC’s disobedient practice.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to utilise ERCC as a contextualised paradigm of Kuyperianism to refute criticisms from the Sino-theological circle regarding the reception of neo-Calvinism by house churches.

  3. Abraham Kuyper, “Common Grace,”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194-195.

  4. Frank Vanden Berg, Abraham Kuyper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50), 69.

  5. See, for example, Yu Jie, Daguang: Zongjiao gaige, guannian duijue yu guozu xingshuai diyi juan – Qingjiao zhixu wubainian 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清教秩序五百年 [A Great Light: The Reformation, Clash of Ideologies, and National Revival, vol.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Puritan Order] (Gūsa Publishing, 2021), 15; and Wang Zhiyong, Dangdai jidujiao shengyue shijieguan 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 [Contemporary Christian Covenantal Worldview]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3). He argues that the heuristic value of Kuyperian ecclesiology for contextualising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largely disregarded because Sino-theology critics have failed to study the discourse of house-church neo-Calvinists in depth. They have used it as a springboard for developing their own theory. Therefore, he believes his careful study of Wang’s ecclesiology can help to recover the ignored heuristic power.6 Taking Wang’s “Cong gaigezong shenxue kan zhengjiao guanxi yu zaihou chongjian”7 published about two months after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as the major reference, he notes that: The functional organism-institution distinction operative in Wang’s ecclesiology, his emphasis on forming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o fulfil the cultural mandate,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s more or less indirect, formative, and supportive role to the organism- in-society, all conform in no small ways to Kuyper’s public ecclesiology.8 In the article Chen cites, following the encouragement for house churches to enter the public sphere and participate in social ministries, Wang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pastoral crisis” that emerged in disaster relief, namely, the reduction of the church to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As a solution, he suggests that the church’s social participation needs “a professional, social and non-profit bridge, and this bridge is the institution.”9 In distinction from the bridging social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s role in social mission is to support “the (social) institution with dedication and feeds and encourages

  6. Chen Mingzhi, “Th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Institution: Abraham Kuyper’s Public Ecclesiology for Christian Public-Social Engag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2024), 157.

  7. Wang Yi, “Cong gaigezong shenxue kan zhengjiao guanxi yu zaihou chongjian” 从改革宗神学看政教关系与 灾后重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ormed Theology], in Jidu shi zhu: Lun zhengjiao guanxi 基督是主:论政教关系 [Christ is Lor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2019), 196-209.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怡牧师文集:论政教关系》.

  8. Chen Mingzhi, “Th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Institution,” 249-250.

  9. Wang, “Cong gaigezong shenxue kan zhengjiao guanxi yu zaihou chongjian,” 204. believers’ participation with the word of God.”10 To highlight the peculiar role of the church in such a division of labour, Wang reminds his church members that the church itself, what I mean is the co-workers in the church who are deacons of the word of God, should not exceed the role of the trustee of the word. Because at all times, the only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to bring the word of God to the world and to bring the world to the word of God. In fact, suc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spel and culture is implici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11 Kuyper’s institution/organism distinction and its correspondence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vangelical and cultural mandates can be identified here.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is still considered relevant to the public, insofar as it is one of the spheres within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It is positioned as one of the many social spheres within a much broader blueprint of the “public,” even if it is the most salient one, “illumining all the sectors and associations that appear across the wide range of human life and activity.”12 By God’s Word and sacraments, it influences the public in a “limited, indirect, and formative” way.13 There needs to be intermediaries, such as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nd the public, the spontaneous order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ts long for. Despite the substantial similarities, Chen correctly observes that Wang gives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 more crucial role than Kuyper. For example, Wang insists that the public ministry of the organic church must be directly supported financially by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nd that the ERCC, although tactfully maintaining a certain distance, is still actively involved in public affairs such as rights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As Chen claims, “Kuyper would

  10. Ibid. Parenthesis added.

  11. Ibid.

  12. Kuyper, “Common Grace,” 194.

  13. Chen, “Th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Institution,” 263. have frowned upon such direct and significant interference and entanglement.”14 However, for Chen, such differences do not affect the Kuyperian essence of Wang’s ecclesiology; rather, they demonstrate the contextualising potential of Kuyperianism across cultures. In “Common Grace,” Kuyper employs the “four terrains” typology to distinguish the degrees and modes by which common grace and special grace affect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15 Chen invokes this typology to demonstrate Kuyperianism’s contextualising ability. The circumstances Zhao Tianen encountered when he promoted neo-Calvinism in Chinese house churches correspond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second type of terrain in typology. At that time, institutional churches had taken root but adopted a separatist attitude and “avoided all usurpation and limited themselves to fulfilling their own task” of the gospel mandate.16 In Kuyper’s time, the Netherlands was the third terrain in which the special revelation of Christianity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customs, usages, mores, and laws,” and this is what a Christian country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be.17 Wang’s situation was somewhere in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urches were beginning to have a limited public influence in other areas. Chen,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in distinction from Zhao Tianen’s and Kuyper’s “organism-centric” approaches, Wang’s highlight of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churches in public missions is “unsurprising.”18 This proves Kuyperianism’s “acute sensitivity to contextual factors.”19 On this basis, Chen takes Alexander Chow as his main interlocutor and challenges the widely held view in Sino-theological circles that the contextualisation of Christianity requires a return to Confucianism as China’s cultural root and a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it. His criticism focuses on the equation between contextualisation and Confucianisation these sinicisation proposals generally presuppose. He first points out that the cases of Zhao Tianen,

  14. Ibid., 263-264.

  15. Abraham Kuyper, “Common Grace,” 199-201.

  16. Ibid., 199.

  17. Ibid.

  18. Chen, “Th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Institution,” 262.

  19. Ibid., 259. Wang, and the house church have already demonstrated their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 to their situations. Therefore, Kuyperianism in China is by no means “quickly translated ... with little contextual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as Chow criticises.20 He then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ism has lost its overt status as the “ruling orthodoxy” and has only had an “implicit”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ursuit of modernisation of China.21 A significant reason why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like Wang and Zhao Tianen adopt Kuyperianism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consciously intended to exclude the implicit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Chinese society. Therefore, the suggestion of retrieving Confucian resources to contextualise Christianity to a large extent confuses the ends with the means.22 Lastly, he questions that based on the same requirement, compared to Confucianism that has only implicitly influenc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would it not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Marxist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ideologies that have sustained the rule of the CCP and comprehensively shap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worldview and way of life” to demand the favour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intellectuals?23 In short, Chen sees the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of Kuyperianism in the theological genealogy from Kuyper to Zhao Tianen and Wang. With its concrete life experiences, the house church becomes a living “model as applied” for the contextualisation of Kuyperian ecclesiology. On the contrary, the Confucianised Christianity proposed by Chow focuses on abstract theories and religious-philosophical aspects, which makes this model merely “imagined.”24 It can be said that Chen cleverly used the contextualisation appeal of Sino- theology scholars to question their Confucianisation proposal. Does the so-called “context” in which the sinicisation project operates refer to th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f culture, or the

  20. Alexander Chow,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1. Cited in Chen, 292.

  21. Chen, “Th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Institution,” 293.

  22. Ibid.

  23. Ibid., 293-294.

  24. Ibid., 290. communal life experience actually experienced by a group of people? Is the eq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nfucianism commonly assumed in Western academia a kind of respect for a foreign culture or an oversimplified categorisation that obliterates diversity and ignores alternatives? Chen’s response implicitly captures a less noticed but crucial theological focus of Wang’s. The latter’s emphasis on the life tradi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sharply opposes the approach of liberal theologian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academic Christians) who regard Christianity as a system of doctrines and principles that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mmunity of disciples’ worship life. This criticism echoes the contemporary postliberal th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religion” motif in liberal theology. However, due to the ambiguities in Kuyper’s system and his use of the “principle” language to describe Christianity, Chen’s adoption of the Kuyperia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may be a disadvantage in highlighting this critical power. This will become particularly clear in my later discussion of Xu’s alternative Kuyperian approach, which differs from the Westminsterian version well known to house churches and, in direct contrast to Chen’s, endorses the need for sinicisation and Confucianisation. 1.3. Xu Ximian: A Contextualised Neo-Reformed Theology Xu’s Sino-theological approach does not directly take Wang and ERCC as its object of criticism but rather target the house church tradition’s widespread separatist tendency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t primarily takes the Wenzhou house church as an example, while urban intellectual house churches tha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cultural ministries are presented as a minority.25 However, Xu’s criticism of the influence of

  25. Xu Ximian, “Give Us Dutch Neo-Calvinism: Retrieving and Reconsidering Dutch Neo-Calvin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Modern Chinese Theologies Volume 2: Independent and Indigenous, ed. Chloë Star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23), 82. Westminsterian neo-Calvinism in Chinese house churches might also be applied to Wang and ERCC’s “Ninety-Five Theses” against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26 Xu begins by highlighting the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neo-Calvinism. He notes that the reception of neo-Calvinism in Chinese house churches—mediated through figures such as Zhao Tianen and Tang Chongrong—has been dominated by a Westminsterian variant associated with Cornelius Van Til.27 According to Xu, this “secondhand”28 Westminsterian version of Kuyperianism depart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original Dutch neo-Calvinist tradition, particularly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grace. Van Til sharply criticises Kuyper’s and Herman Bavinck’s accounts of common grace, regarding them as an endorsement of human progress that “overestimates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history and creation and, that being so, plays down God’s incomprehensibility.”29 While recognising the negative role of common grace in limiting sin, Van Til believes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weakened throughout history until its mission has been completely replaced by special grace. This eschatological vision has, Xu argues, fostered a separatist tendency and a corresponding indifference toward cultural labour within traditional Chinese house churches.30 On the contrary, Kuyper and Bavinck “expect an eschatological ingathering of the fruits of humankind’s cultural labors.”31 They believe common grace will ultimately be united with special grace to achieve consummation rather than decline. This means that in the grace of Christ, nature will not only be renewed, as Van Til’s eschatology believes, but also restored.32

  26. Wang Yi and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Ninety-Five Theses: The Reaffirmation of Our Stance on the House Church,” in Wang Yi et al.,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ed. and trans. Hannah Nation and J.D. Tseng (Illinois: IVP Academic, 2022), 104-124.

  27. Xu, “Give Us Dutch Neo-Calvinism,” 72-73.

  28. Ibid., 70.

  29. Ibid., 75.

  30. Ibid., 74-76.

  31. Richard J. Mouw, He Shines in All That’s Fair: Culture and Common Grac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2), 50. Cited in Xu, “Give Us Dutch Neo-Calvinism,” 77.

  32. Xu, “Give Us Dutch Neo-Calvinism,” 77-78. On the basis of this distinction, Xu argues that the Westminsterian approach taken by house churches has hindered the contextualisation of Dutch neo-Calvinism in China. Influenced by Van Til, they placed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ristians and non- Christians, discouraging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m. In contrast, a more authentic Dutch neo-Calvinism encourages Christians to engage with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Confucian philosophy, Sinicised Marxism,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scientism,” on the basis of common grace.33 Although Xu considers Bavinck to b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re authentic version of neo-Calvinism, since this chapter deals with Wang’s Kuyperian interpretations, it will focus on Xu’s representation of Kuyper’s theory. Xu identifies two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Kuyper’s system that can particularly support the contextualisation project in China. The first is his account of six periods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his Encyclopedia of Sacred Theology,34 Kuyper divide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s development into six periods: “naivety, the internal conflict, prematurely claimed triumph, development of multiformity, the apparent defeat, resurrection.”35 More crucial to Xu than the details of Kuyper’s expla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ontexts of these six periods is that this historical narrative approach reflects Kuyper’s “close heed to the shifts of contexts while sketching the history of theology.”36 He emphasises the “ideological-genetic feature” of Kuyper’s historical account: History “is concerned with idea” (ideological) and consists of “genetically connected moments” (genetic), which renders its process purposeful and thus “is united as one.”37 The linking sequence of these moments implies “the shifts of contexts.”38 Kuyper’s six-period theory, therefore, is

  33. Ibid., 86.

  34. Abraham Kuyper, Encyclopedia of Sacred Theology: Its Principles, trans. J. Hendrik de Vri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8).

  35. Xu Ximian, “How to Make Sino-Reformed Theology Possible?: Retrieving Abraham Kuyper’s Proto- Reformed Contextual The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Theology 8 (2022), 166.

  36. Ibid., 169.

  37. Ibid., 170.

  38. Ibid. taken as a demonstration of his strong concern for context. Xu believes this offers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neo-Calvinists “in the seventh period,” encouraging them to retriev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to achieve contextualisation.39 The “tempo-spatiality and organicity” of the Christian principle is the other Kuyperian element that supports the contextualisation of Christianity.40 Xu invokes Kuyper’s metaphor in the Stone lectures, which describes Reformed principles as the root of a plant that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develops its own trunk and branches and eventually grows into a splendid living system, producing a worldview and view of life for people in this context.”41 A Sino- Reformed theology can therefore be interconnected with “Reformed theologies” in other contexts and be regarded together as the flowering result of the fundamental “Reformed theology.”42 This demonstrates the organic character of Calvinism. Based on the two elements of Kuyperian theory outlined above, Xu calls on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to recognise the common grace that operat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mmon grace “has given birth to diverse cultures, civilisations, legal systems, philosophies of human virtues, and so forth,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become the soil in which special grace must take root and bear contextualised fruit.43 He particularly takes Mou Zongsan, a representative of New Confucianism, as an example, arguing that his Mind Confucianism can offer a useful “conceptual tool” for contextualising Reformed theology.44 Chen defends the house church’s rejection of the sinicisation agenda, of which Confucianisation is a crucial part, by demonstrating the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of Kuyperianism. Xu, however, takes the Sino-theological scholars’ criticism of the house church’s anti-sinicisation tendency one step further, pointing out that Kuyperianism internally

  39. Ibid.

  40. Ibid., 173;

  41. Ibid.

  42. Ibid., 174.

  43. Ibid., 177.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is, see Chapter 5, sec. 3.2. contains an affirmation of adopting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them. Chen’s defence does not therefore completely fail. His doubts about Confucianism being taken for granted as equivalen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can still serve as a response to Xu’s proposal and trigger further discussion. However,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it is enough to show that the Kuyperian framework does not unquestionably endorse the anti-sinicisation practice of the house churches, and may even pose a threat to it. Next, we will explore Jung’s defence for Wang and the ERCC. Although adopting a Kuyperi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and thus largely overlapping with Chen, he expresses a more welcom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sinicisation agenda and explicitly embraces Xu’s proposal. 1.4. Jarred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as Limited Contextualisation Jarred Jung’s doctoral thesis defines Wang’s theology as a “costly Kuyperianism.”45 He adopts the Kuyperian conception of sphere sovereignty, which involv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nd the organic church, and it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pecial/common grace distinction, to outline Wang’s ecclesiology.46 In the fa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s and Kuyper’s systems, he also adopts a contextual solution to maintain Wang’s Kuyperian basic tone. Two important differences are pointed out. The first is that Wang “holds a more pessimistic view of culture,”47 which “leads to a development of sphere sovereignty into a concept overall more antithetical to the state and more eschatological in nature than Kuyper’s.”48 Secondly, Wang grants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social reform than Kuyper does. Jung insightfully compares the career trajectory of Kuyper from the church to the politics with Wang’s, which wen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49

  44. Jarred T.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Neo-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a Context of Persecution with a Focus on Pastor Wang Yi,” PhD diss.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23).

  45. Ibid., 215-223.

  46. Ibid., 214.

  47. Ibid., 227.

  48. Ibid., 217-218. He believes that this has resulted in Wang not placing “heavy weight on the organic church’s impact on society”50 as Kuyper did, instead emphasising the “prophetic demonst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towards culture and its social impact.51 These two points may be best understood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ang’s pessimistic sensibility and eschatological hope for social reform prevent him from expecting autonomous reform in other social spheres and draw he to emphasise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on them. In discussing the prophetic role of the church, Jung particularly highlights Wang’s attachment to Presbyterian ecclesiastical polity. He refers to a later article52 by Wang and correctly points out that Wang believed that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reflect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Christ’s monarch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formation principles of Sola Scriptura and Sola Christus.53 Then, he cited two other articles to claim that Wang “views the Presbyterian polity itself as a form of the church’s ‘prophetic mission’ to ‘denounce sin and proclaim promises’”54 and as “a blessing for the revival of the house church and for the future of public governance in Chinese society.”55 Despite recognising these differences, Jung still defines Wang’s ecclesiology as primarily Kuyperian and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continuity with Kuyperianism that runs through his earlier and later views. To defend this, he disagrees with Chloë Starr’s study on the theological meaning of the ERCC’s “Ninety-Five Theses” as proposing a two-kingdom antagonism

  49. Ibid., 218.

  50. Ibid., 220.

  51. Wang Yi, “Zhanglaohui de mimi” 长老会的秘密 [The Presbyterian Secret], Wang Yi wenku 王怡文库 [Wang Yi Resource Library], 01 November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52.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19.

  53. Ibid., 220. Citing here, Wang Yi, “Zhongyao de shaoshu: Zhanglaohui zai zhongguo de juese,” 重要的少数: 长老会在中国的角色 [The Important Minority: The Rol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hina], in Jidu shi zhu, 293.

  54. Wang Yi, “Jidutu shequ shi zhege shijie de xiwang—Yu Jie Wang Yi fangtan lu” 基督徒社区是这个世界的 希望-余杰王怡访谈录 [Christian Community Is the Hope of This World—An Interview between Yu Jie and Wang Yi], Wang Yi wenku 王 怡 文 库 [Wang Yi Resource Library], 01 July 2011.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between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claims that it still firmly adheres to Kuyperian theology.56 He suggests that the “Theses” was published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ression and control of religion were heating up, and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was re-emphasised as the CCP’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religious regulation. This situation “pushed Wang Yi and ERCC to draw a stronger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an he previously held, leading to a two-kingdom theology.”57 Nevertheless, Jung insists that despite “the use of ‘two kingdom’ semantics,” if “the ‘Theses’ is considered as a whole,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Wang is not separating himself from his earlier stance that echoes Kuyperian sphere sovereignity.”58 He explains that the “Theses” have never affirmed that the civil kingdom can be a realm ruled by natural law independent of the spiritual kingdom ruled by divine revelation. It, on the contrary, claims “God’s sovereignty over everything,” and thus demands that the state “operates according to God’s ways.”59 This is regarded as consistent with Wang’s early constitutionalist writings after the conversion.60 Furthermore, the Lutheran separatist two-kingdom theology is also incompatible with the cultural mandate that Wang has always emphasised.61 In addition to the two-kingdom theology, Jung also puts effort to draw a line between Wang and Anabaptist theology. He finds that the prophetic role Wang gives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sounds in many ways similar to the neo-Anabaptist call to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62 Furthermore, Kuyper entrusted the cultural mandate more to the organic church

  55. Chloë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Religions 7/12: 142 (2016), n11. https://doi.org/10.3390/rel7120142. For our previous discussion about this article, see Chapter 3, sec. 3.2.

  56.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30.

  57. Ibid., 231.

  58. Ibid., 232.

  59. See Chapter 2, sec. 3.2.

  60.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33-234.

  61. Ibid., 252. Citing here, John Howard Yoder,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in The Royal Priesthood: Essays Ecclesiological and Ecumenical, ed. Michael G. Cartwright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98), 168-180. In fact, 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whether Yoder and Hauerwas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neo-Anabaptists.” While James Davison Hunter categorises both within this framework, arguing that they adopt a more radical stance of resistance toward secular mainstream power than the traditional, quietist Anabaptist tradition, see James Davison Hunter,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and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0–66. In contrast, Yoder criticised the neo-Anabaptist “ideologic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anchor his theology in the thick denominational life of sixteenth-century Anabaptism; see and limited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but “Wang Yi’s context reveals that just by its very presence in society,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can be a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mission as the organic church.”63 However, Jung insists that the prophetic witness of Wang’s church consciously takes transforming other social spheres as its purpose, and it marks its essential difference from the ecclesiology of Anabaptists such as Stanley Hauerwas and John Howard Yoder, which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what is internal to the church.”64 Instead of turning into an Anabaptist model, Wang’s ecclesiology is more appropriate to be construed as a new “paradigm” that “casts the debate over the validity of Kuyper’s institute/organism distinction in a new light, sustaining the distinction while demonstrating that both the institute and the organism can be direct arbiters of God’s mission.”65 In response to Zhao Wenjuan’s criticism of Wang from the separatist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Jung believes that it does not appropriately consider the essential Kuyperian elements of Wang’s theology and focuses too much on his early liberal concerns. Wang’s purpose is not “the democratizing of China” 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a Kuyperian fashion.”66 When the state transgresses the boundaries of sphere sovereignty and “seeks the position of God,” the church’s “very existence outsid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a political statement.”67 In this case, the separatists’ quest for an apolitical church ultimately proved unrealistic. John Howard Yoder, “Reflections on the Irrelevance of certain Slogans to the historical Movements they represent, Or, the Cooking of the Anabaptist Goose, Or, Ye garnish the sepulchers of the righteous,” April 25, 1952, folder 6, box 47, Harold S. Bender Papers, Archives of the Mennonite Church, Goshen, Indiana. Resonating with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shared “inner life essence” of urban house churches and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this thesis, in contrast to Jung, aligns with Yoder’s position on this issue, referring to him and Hauerwas, who was influenced by him, as Anabaptists rather than neo-Anabaptists.

  62.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53.

  63. Ibid., 252.

  64. Ibid., 254.

  65. Ibid., 258.

  66. Ibid., 259.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criticism that the Chinese Reformed house churches are not contextualised enough is where he differs most from Chen. He to some extent agrees that Wang’s ecclesiology may be “under-contextualized to Chinese thought and too Western.”68 In particular, he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relevance of the Presbyterian republic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which were formulated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Jung believes the Sino- theological cautions in this respect are “worth considering.”69 Certainly, like Chen, he is aware of the automatic adjusting ability in Wang’s adoption of Reformed theological resources. But he suggests that intentional contextualisation will be more contributive to the local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of Christianity. 70 Further considering Chow’s and Xu’s Confucianisation proposals, he argues that the latter is more likely to be accepted by Wang. It takes the Kuyperian doctrines of common grace and the organicity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 as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and seeks its metamorphosis in China, and thus is more conducive to helping “the church to explore and develop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Western theologies.”71 2. Root Problems: The Internal Ambiguity of Kuyper’s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chapter, we mentioned that Wang’s conservative-traditional house church critics and Sino-theological critics presented opposing views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society in his system. We have now also identified tensions within scholarly Kuyperian defences of Wang’s work, which turn on interpretations of Kuyper’s discourse regarding the organicity of the Christian principl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ontextualisation. In this section, I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e origin of this interpretive dispute lies in ambiguities inherent in Kuyper’s theory itself. These ambiguities raise in turn questions

  67. Ibid., 263.

  68. Ibid., 263-264.

  69. Ibid., 265.

  70. Ibid., 266. about the appropriateness of Kuyperianism as the dominant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Wang’s theology. As we will see, over-reliance on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leads to interpretive confusion but also obscures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rns of Wang’s ecclesiology, weakening its profound critical force, most notably his resistance to the sinicisation agenda. 2.1. What Is “Christian”? And What Kind of “Principle”? As Xu claims, if one considers Kuyper’s belief in the superiority of European Christian civilisation, “it seems preposterous to argue that Kuyper was well conscious of theology’s contextuality.”72 Yet, if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tempo-spatial character” and “metamorphosis” of Christian principles is taken seriously enough, he can be seen as proposing a set of “proto- Reformed contextual theologies.”73 My diagnosis is that this paradoxical proposal grows from the long-standing internal ten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doctrines of natural law and two kingdoms. As David VanDrunen points out, although contemporary Reformed adherents widely question the doctrines of natural law and two kingdoms, regarding the former as a distinctive idea of Catholicism and Enlightenment, and the latter as a Lutheran concept, both have long been important elements of Reformed theology.74 John Calvin proposed a theology of two kingdoms ruled by God in different ways. The civil kingdom is ruled by the Son’s “non- redemptive work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and the kingdom of Christ “his redemptive work through the incarnate Lord Jesus Christ.”75 The church is identified only “with the redemptive kingdom of Christ”76 and maintains a “fundamental antithesis” with the eventually passing civil kingdom regarding “their morality, identity, and destiny.”77

  71. Xu, “How to Make Sino-Reformed Theology Possible?,” 165.

  72. Ibid., 171, 174.

  73. David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0), 2.

  74. Ibid., 4.

  75. Ibid., 303. This early Reformed ecclesiology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neo-Reformed idea of the church as organism, which includes the different spheres in the civil kingdom. VanDrunen believes that 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drives such development. When “the Western world has almost universally embraced freedom of religion, … most Reformed people … have given their assent to a tolerant, politically liberal, religiously pluralistic society” but simultaneously “sought to construct specifically Christian world views, bring Christ’s kingdom to expression in every area of life, and level radical critiques of non-Christian thought.”78 This allowed th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kinds of Christian citizenship.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affairs of the civil kingdom, Christians need not resort to the Bible or to special revelations from God. They instead appeal to universal natural law to advance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ogether with non-Christians.79 However, this division also forces the Reformist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s institution and that as organism, especial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otherwise, at least in the cultural sphere, Christianity will become an insignificant one among many providers of moral principles, easily replaced by other religions or ideologie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Dutch neo-Calvinism, Kuyper was confronted with this question. He positions the cultural mandate within the scope of common grace, which, in a certain sense, is independent of biblical or special revelation. In his account of “divine ordinances,” Kuyper clearly equates this concept with natural laws.80 The divine ordinances were given to nature by God at the creation, and if people were not guilty of sin, they would be able to perceive them unhindered and adequately and “establish an unsurpassable constitutional law” according

  76. Ibid., 5.

  77. Ibid., 13-14.

  78. Ibid., 281. However, VanDrunen also points out that Kuyper “clearly preferred the language of ‘divine ordinances’ to that of ‘natural law’”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his idea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in the world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bid., 287. to them.81 He emphasises the integrity of natural revelation and its independence from special revelatio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believes that “God communicated only through general revelation in the pre-lapsarian state.”82 It is only “[i]n response to the ravages of sin, God introduced special revelation,” which is “the ‘abnormal’ means of God’s communication.”83 However, in the fallen reality, he suggests that common grace needs to be illuminated by special revelation. He expounds on this by focusing on the epistemological priority of the special revelation and its function of regeneration. As VanDrunen notes, For Kuyper, regeneration, a sovereign divine action of renewing the human heart, is necessary because all knowledge flows out of a basic starting-point. For true knowledge, this basic starting-point must be that God in Christ is sovereign over all. Kuyper did not believe that formal thought processes have been attacked by sin, … [b]ut as knowledge develops into science, he asserts that all thought that does not begin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God is sovereign must consistently diverge from the truth. Only through regeneration, then, can one affirm God’s sovereignty and hence pursue true knowledge.84 From this perspective, Kuyper’s position may be understood as a classical foundational epistemology, which presupposes the legitimacy of human formal thought processes and positions all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the setting of basic proposi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logic can be heuristically illustrated as follows. Sin is like a virus that corrupts the foundational data of the program, but the latter’s computing power remains intact. And the regeneration brought about by special revelation replants the most basic proposition, “God is

  79. Abraham Kuyper, “The Ordinances of God,” in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Plural Structure of Society, eds. James W. Skillen and Rockne M. McCarthy (Atlanta: Scholars, 1991), 245. Cited in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282.

  80.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279.

  81. Ibid., 280. For Kuyper’s description of soteriological element of religion as abnormal, see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31), 54.

  82.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291. Emphasis added. sovereign,” into the program and enables it to generate correct knowledge. In line with this logic, “the activity of the church as institution” is limited to “its ecclesiastical offices,” epistemologically inspiring the miss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urch as organism through its “ministry of the Word.”85 In Kuyper’s blueprint of sphere sovereignty, institutional churches, the Bible, and special revelations are defined as sources of general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recognition of God’s absolute sovereignty, including, for example, “knowing what man is, knowing what a nation i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nations, knowing the source of justice and authority, knowing too where the claim to freedom and progress derives its impulse.”86 VanDrunen carefully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law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social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in Kuyper’s system. For Kuyper, natural laws include the general rules and “the most particular detail” of them.87 This resonates with his account of divine ordinances, which were “imposed upon nature by God” in creation and able to be adequately perceived by human “observation of and reflection upon the experience of life.”88 Since the fall, one’s life experience has lost the ability to discover divine ordinances. Special revelation is “like a pair of glasses that enables him to read once again with his weakened eyes the partially obscured revelation of nature.”89 Therefore, by providing general principles, the church as institution restores human perception. This is also its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laws is entrusted to the church as organism, which guides public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principles of each sphere’s sovereignty that nature reveals again. Consider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ove, VanDrunen describes Kuyper as standing “ambiguously in the Reformed two kingdoms tradition.”90 His view of the cultural mandate

  83. Peter S. Heslam,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1998), 134.

  84. Kuyper, “The Ordinances of God,” 256. Cited in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284.

  85.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286.

  86. Ibid., 282.

  87. Kuyper, “The Ordinances of God,” 250.

  88.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302. follows this tradition in many ways. Firstly, the rule of the civil kingdom refers to the common grace based on the order of creation and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ule of special grace in the spiritual kingdom (institutional church). And there exists “a fundamental antithesi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91 Secondly, like many early Reformed two-kingdom theorists,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God’s twofold role as creator and redeemer.”92 The Son as the creator gives the common grace, and the special grace comes from the incarnate Christ as the redeemer. Lastly, they all believed that common grace had its own independent purpose from the growth of the spiritual kingdom.93 However, as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review of Xu’s theory, Kuyper differs from the Reformed predecessors in believing the “eschatological ingathering” of Christian and non- Christians’ cultural works rather than a Christian pilgrim in the necessarily passing civil kingdom. Furthermore, in planning a “mutual social life of believers and unbelievers,” he also goes much further than his predecessors, for example,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different sovereignties in various social spheres.94 But there is also ambiguity. VanDrunen, for example, points out the ambiguity of his use of the term “Christian.” It sometimes refers to the special grace of salv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but sometimes to “a non-redemptive ‘Christian’ influence, a ‘Christianization’ that does not save or pertain to re-creation.”95 Moreover, analytically speaking, Kuyper’s uses of the term “principle” have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levels of meaning. First and foremost is the “confession of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Calvinism.96 This ground principle constitutes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God’s ordinances to be perceived. Then,

  89. Ibid., 303-304.

  90. Ibid., 305.

  91. Ibid., 305-306.

  92. Ibid., 307-308.

  93. Ibid., 313.

  94. 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Source and Stronghold of Our Constitutional Liberties,”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307. from this confessional principl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nd special revelation mentioned earlier are derived. The third use refers to the other part of natural law, that is,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spheres. At this level, special revelation cannot provide further explicit guidance, and one must rely on the capacity for rational observation and application that was given to humans at creation and has not been formally corrupted by sin.97 The last meaning is found in the plant metaphor he uses to explain the organicity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 As he describes, the interconnected “principles” that “hide under every manifestation of life … have their common root in a fundamental principle.”98 This image of the principle as organism encompasses all three meanings above, integrates them into a unified whole, and constitutes the most holistic meaning of the principle.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layers, there is a grey area that leaves room to question the necessity of special revelation for cultural labor in the realm of common gr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k “if a non-Christian adopts the same principles as Christians at the third level of practice, can they also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principle as organism at the fourth level?” Addressing this issue, Kuyper furth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thought-principle” and the “life- principle.”99 Although describing non-believers’ recognition of thought-principle as “a foundation with at most a partial wall but without a roof or windows” and “a tower that lacks the spire,”100 it can certainly, in a qualified sense, help non-Christians “return to what was originally rejected,”101 that is, the “God” revealed in natural law. For example, he claims that “among non-Christian authorities there exists a fear of God and his justice, a fear that Calvin honoured even among pagan tyrants.”102 Therefore, in the sense of thought-principle, Kuyper

  95. Kuyper, “The Ordinances of God,” 250.

  96. 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Six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Princet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99), 260. Cited in Xu, “How to Make Sino-Reformed Theology Possible?,” 172.

  97.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481-482.

  98. Ibid.

  99. Ibid., 482.

  100. Ibid., 481. seems to have made a subtle but crucial blurring of his initial claim that God’s ordinances in nature must be illuminated by special grace to be revealed. Here is where the advocates of the sinicisation of Christianity find support. Although Kuyper later used the metaphor of plant growth to talk about the growth of the Christian body of knowledge into “a distinct entity” that differs from other entities due to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ey have found a way to cross this “so wide, so deep, so impassable”103 chasm in Kuyper’s emphasis on the tempo-spatiality of the Reformed organic principle, and further suggest that Christians should affirm God’s manifesta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transcending the Western perspective.104 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can be interpreted passively as part of a different life system (in terms of life-principle) that is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the Christian organism, or postively as a metamorphosis of the Christian principle (in terms of thought-principle). Both can find support in Kuyper’s ambiguous account of natural revelation. 2.2. The Kuyperian Debate on Contextualisation in China Returning to the ques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Kuyperianism in China, Chen and Xu may be said to have focused on two competing yet coexisting expressions of Kuyper’s discourse on how Christian principles develop into a life system. Can a natural revelation not premised on the Christian ground principle be called revelation? Chen tends to suggest that a “partial wall” separated from the entire building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building. Xu, however, holds the opposite view, since there is no completed and unchanging building body, but a living body in a state of metamorphosis. As long as the part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as the roots, they can be affirmed as their branches.

  101. Ibid., 483.

  102. See, for example,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Xu, “How to Make Sino-Reformed Theology Possible?,” 177. This further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in emphasis between them on Kuyper’s account of organicity. Chen focuses on the Reformed principle itself as organic (living principle), while Xu points out that this organicity depends on human perception granted at the time of creation.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ond-level and third-level meanings of Kuyper’s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the strict sense, what can be called living, or the true source of this organicity, is not the ground principle (God’s absolute sovereignty), but the ability to observe and perceive that was given at the beginning but has fallen. Using the computer metaphor proposed earlier,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are more like patch files used to repair a program with normal computing power but damaged foundational data. It enables the computer to function again by restoring or renewing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neo-Calvinism) its original file. The term “principle” sometimes refers to the ground principle of God’s sovereignty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hat are provided to society by the church with special revelation (patch file), but at other times refers to the entire integrated unity in which all principles are interconnected above the ground principle (the function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omputer as a whole).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Kuyper may aim to express that the ground principle already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content that will organically unfold in the concrete contexts. However, the radical distinction Kuyper draws between the special grace and common grace makes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the ground and general principles can organically incorporate other derived principles corresponding to common grace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 to form a whole. This question proves particularly relevant when considering that the former is attributed to the work of the incarnate Christ as redeemer, while the latter is rooted in the non-redemptive work of Christ as creator. As mentioned above, Kuyper has mad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roles of Christ.105 If this distinction is taken seriously, the true organic plant can only be the unity of divine ordinances that has been endowed with cre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while the ground principle are more like a rich soil that can provide good nutrients for growth by transplanting some tissue (fragmented divine ordinances) onto it from other plants that are destined to develop poor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in (non-Christian worldviews). No matter how necessary and contributive this soil is for the growth of the plant, it cannot be considered a living organism in the strict sense.106 To sum up, a more careful and extensive reading of Kuyperianism by Xu can certainly und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en’s Kuyperian defence of the anti-sinicisation practices of the house church. Of cours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Chen’s proposal has been completely defeated, as Kuyper himself had ambiguities on this issue; thus, the validity of Chen’s interpretation can also find justification in Kuyper’s texts. However, my question is a different one: Why is it necessary to insist on Kuyperianism as a normativ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reading Wang at all?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s if other theological traditions are affirmed as load bearing or even more prominent than Wang’s early Kuyperian theology? Wang’s critics and defenders all seem to broadly assume that if the Kuyperian framework is abandoned, for

  103. “Another difficulty in Kuyper’s thought …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rist as Mediator of creation as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and Christ as Mediator of our salvation as Son of God and man.’”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308. Citing here, Jeremy Begbie, “Creation, Christ, and Culture in Dutch Neo-Calvinism,” in Christ in Our Place: The Humanity of God in Christ f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World, eds. Trevor Hart and Daniel Thimell (Allison Park, PA: Pickwick, 1989), 127.

  104. This can be compared to Jesus’ parable of sowing seeds (Matthew 13:1-9; Mark 4:1-9; Luke 8:4-8). In this metaphor, Jesus’ teaching itself is the seed that can grow. The vitality to grow is in the gospel itself, not in any human ability, such as that to perceive the contextual divine ordinances that incompletely remain after the fall. Wang’s sermon on this parable is also in line with my view here. He points out that this sowing of seeds means the arrival of Jesus’ words in the hearts of a group of people he himself has chosen, that is, the church. And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depends on the farmer.” Therefore, he called on the congregation of ERCC not to spend their energy speculating about “who is which kind of land” or aspiring to become good land. The real point is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come only through Christ” and “it is going to bears fruit in their lives.” Wang Yi, “Nimen de erduo shi youfu de (Tai 13:1-23)”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太13:1-23)[Blessed are your ears (Matthew 13:1- 23)], Wang Yi wenku, 12 February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5720. Like Wang’s sermon, my comparison here does not need to be stretched too far, for example by trying to match the conceptual counterparts in the Kuyperian system to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he analogy. The point i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but unnotic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the source of the organicity. example, by replacing it with Lutheran two-kingdom theology or Anabaptism,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Wang’s ecclesiology will be left without a th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inevitably revert to the separatist model of the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 thereby losing the most groundbreaking aspects of his work. I hold an opposing view, which I believe better exposes the creative, illuminating, and critical power of Wang’s ecclesiology. Take Chen’s defence as an example. His questioning of the Sino-theological equation between Contextualisation and Confucianism is indeed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questions Wang would raise to the proponents of sinicaisation. In fact, Wang’s critique of Confucianisation is not only sociological (such as Chen’s question of whether Confucianism can or should still represent today’s “Chinese context”), but also theological, involving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at Wang has recognised. However, Kuyperianism, with its strong epistemological overtones, may have obscured the critical power of this aspect. This is precisely the step I intend to take now—to explore elements from other theological traditions within Wang’s theology and avoid rushing to re-integrate them under a Kuyperian framework. These elements have long been employed, sometimes consciously, by Wang to critique and revise his own Calvinist convictions. This will allow us to perceive his Yoderian-Hauerwasian influences, which are broadly classified as Anabaptist. 3. Martyrdom, Publicisation, and the Gospel-Centered Shift 3.1. Pro-American Neo-Reformism Versus Anti-American Anabaptist?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public. Two days ago, a pastor said,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church is the public and the church is the real public in this world?” If you don’t enter the church, in this world, in God’s eyes, this world is marginal and non-public. Therefore, everyone, you have come to the Lord’s church today, and you have finally entered the public. Hasn’t there always been a sense of anxiety in our hearts, saying that the church has never entered the public? The Church is the public society in this universe, the centre of God’s will, and the centre of all history.107 The above statement is cited from Wang’s sermon on Ephesians. If I say an Anabaptist theologian makes it, it can hardly surprise any readers with a basic knowledge of Yoderian- Hauerwasian ecclesiology due to its striking resemblance with the latter’s account of “church as polis.”108 Similar expressions go far beyond this. For example, Wang’s ideas of the church as a “counter-cultural culture”109 and the gospel of the cross as “the only real revolution of mankind”110 that has subverted the ruling order since the fall can be found in similar, if not identical, formulations in the writings of Yoder and Hauerwas.111 Furthermore, his insistence on martyrdom and non-violence as the church’s life essence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not to associate him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Anabaptists. However, due to Wang’s (overly) prominent neo-Reformed constitutionalist identity, researchers have generally endeavoured to reframe similar statements within the presumed antithesis framework, which understood neo-Calvinism and Anabaptism as taking opposing positions on whether the church should go public. For example, Jung and Zhao, despite their contrasting evaluations of Wang, share this preconceived impression of the two theological traditions. Not only is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Wang’s church witness understood as aiming to bring about a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style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y that is almost

  105. Wang Yi, “Yitong mingbai Jidu de ai (Fu 3:14-19)”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弗3:14-19)[Apprehending Christ’s Love Together (Ephesians 3:14-19)], Wang Yi wenku, 24 June 201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白基督的爱.

  106. John Howard Yoder, The Christian Witness to the State (Newton, KS: Faith and Life Press, 1964), 18.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H.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4), 32.

  107. Wang Yi, “Moshi lun yu wenhua shiming (Qi 21: 38)” 末世论与文化使命(启21:38)[Eschatology and Cultural Mandate], Wang Yi wenku, 9 December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7568.

  108. Wang Yi, “Guowang de shizi jia zhisan (Ke 14:43-52)” 国王的十字架之三(可14:43-52)[The King’s Cross Part Three (Mark 14:43-52)], Wang Yi wenku, 15 November 201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post/sermon-228070 字架之三.

  109. For example,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46; and 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2nd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4), 1, 162-192. completely in line with its early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uerwas’s ecclesiology is also depicted as a form of political separatism and quietism that focuses solely o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urch. Both are problematic. Let us examine Wang’s part first. As mentioned earlier, Jung notes that Wang’s later pastoral works show more eschatological and ecclesial-centr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lacking in the ecclesiology of Kuyper and Bavick. Th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explained as Wang’s “tone change” in response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in China rather than a mark of his actual movement to Anabaptism.112 These rhetorical and expressive adjustments do not diminish the fact that “Wang Yi’s ecclesiology bears the same principles as Kuyper’s and Bavinck’s.”113 This echoes Jung’s belief in that Wang’s “strong antithetical posi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s not to be taken universally against any government.”114 In other words, if Wang were facing a state like Kuyper’s Netherlands —a democratic and free constitutional Christian country —he would not insist on this antagonistic attitude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He further claims that “this is evident when one considers his tone towards more Western-minded liberal governments early in his works,” which “reflect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an American-styl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115 Considering that Hauerwas attacks American liberalism so fiercely that one critic even worried that Hauerwas “is overdetermined by a reaction against ‘Americanism,’”116 if Jung’s view that Wang’s embrac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remained intact is correct, this can be seen as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ir opposition. However, the precondition cannot be satisfied, and the problem lies in Jung’s interpretation of Wang’s account of the separation of

  110.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22.

  111. Ibid., 226.

  112. Ibid., 240.

  113. Ibid.

  114. This criticism was made by Rusty Reno in his unpublished letter to Doug Harink. Hauerwas acquired his permission to put it in his book. Stanley Hauerwas, Performing the Faith: Bonhoeffer and the Practice of Nonviolence (London: SPCK, 2004), 236. church and state, which fails to capture the meaning of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in Wang’s trajectory of thought. 3.2. Farewell to John Locke: From Zhengjiao Fēnlí to Zhengjiao Fēnlì A decisive moment in which Wang’s political theology broke out of the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ccurred between 2010 and 2011. Among the many contract theorists, John Locke had long been the only one whom Wang most admired. Until 2010, this stance could still be found in Wang’s writing. In a movie review of Avatar written in that year, Wang used the language of Lockean property rights to explain the religious freedom embodied by the house church.117 He describes Avatar’s main conflict as a “cosmic forced demolition event” which “embodies a Lockean concep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at is, property rights are never only about financial gain, but also about human dignity, memory, faith, relationships, and the carrying of an entire way of life”.118 And he further notes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house church” is “a story similar to this.”119 However, in 2011 he revised an article he had written o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which his attitude toward Locke’s political thought changed drastically. The article “Luomashu 13 zhang yu zhengjiao fēnlì” [Romans 13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120 is a revision of his 2006 article “Zhengjiao fēnlí yu Luomashu 13 zhang—jidujiao zhengzhi zhexue zhaji zhier”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Romans 13—Notes on Christ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Part Two],121 but the extent of

  115. Wang Yi, “Linghun de dingzi hu: Afanda” 灵魂的钉子户:阿凡达 [The Spiritual Nail House: Avatar], in Linghun shenchu nao ziyou 灵魂深处闹自由 [Revolution in the Depth of Soul]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2), 200-203.

  116. Ibid., 202-203.

  117. Ibid., 203.

  118. Wang Yi, “Luomashu 13 zhang yu zhengjiao fēnlì” 《罗马书》13 章与政教分立 [Romans 13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Linghun shenchu nao ziyou, 249-267. Emphasis added.

  119. Wang Yi, “Zhengjiao fēnlí yu Luomashu 13 zhang: jidujiao zhengzhi zhexue zhaji zhier” 政教分离与《罗马 书》13章: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之二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Romans 13: Notes on Christ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Part Two]. Duli zhongwen bihui 独立中文笔会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10 February, 201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1551.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osted on the Guancha 观察 website in 2006, but the website is no longer accessible, so the article cited here is the re-uploaded version by Duli zhongwen bihui. Emphasis added. the change in thought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is as great as that in his view of Locke,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almost subversive. The most obvious change is from “zhengjiao fēnlí” (政教分离) to “zhengjiao fēnlì” (政 教分立).122 The former has actually been the most widely us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The word “lí” (离) presents the image of walking away from a place, or the distance that separates the two, and thus "fēnlí" puts its accent on the separation or dissociation of the two. On the other hand, the word "lì" (立) means “standing” or “establishment”. And the most common use of the term “fēnlì” is to expres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owers, each with its own area of exercise, but each influencing or checking the other. For example, the Montesquieuian idea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powers is usually translated as “sanquan fēnlì” (三权分立). What are the substantive changes embodied in Wang’s change in terminology? To his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t patners, the article’s concluding section may be the harshest part. Continuing his earlier view that “opposition to idolatry” is the fundamental concern i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Wang radically change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Lockean theory of rights. He criticises Locke’s political theory as reducing “God’s transcendental justice into man’s voluntaristic ‘natural right’,” and the state becomes “more secularised in its origin by 2

  120. Wang, “Luomashu 13 zhang yu zhengjiao fēnlì,” 265.

  121. Ibid., 264.

  122. Ibid.

  123. Ibid., 267. In this article, Wang also indirectly criticised his own early position. In a note, he writes that “some evangelical scholars have overemphasis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ke’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Reformed covenant theology, but have failed to appreciate the vast and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He takes Douglas F. Kelly’s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Influence of Calvin on Five Governments from the 16th through 18th Centuries, which he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s one example of this misunderstanding. Ibid., 266. In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to that translation, Wang almost unreservedly endorses Kelly’s view. See, Wang Yi, “Preface of Translator,” in Douglas F. Kelly, Ziyou de jueqi: 16-18 shiji, Jiaerwen zhuyi he wuge zhengfu de xingcheng 自由的崛起:16-18 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Influence of Calvin on Five Governments from the 16th through 18th Centuries], trans. Wang Yi and Li Yuzhen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2008), 1-9. Heslam argues, Kuyper’s criticism conflated Locke’s theory with Rousseau’s atheistic popular sovereignty, criticising them both on the same grounds. The fact is that when he attempted to locat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Whigs in British Puritanism, he implicitly hinted at a connection between his Calvinism and Lockean liberalism.127 As previously noted, Wang’s Christian constitut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zhengjiao fēnlí could be construed as an attempt to correct Kuyper’s misreading. He pointed out the Christian transcendental constraints underlying Lockean contract theory, clearl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continental liberalism,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concept of popular sovereignty. Furthermore, he reintegrated Lockean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to the neo-Reformed Christian worldview, viewing i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latter.128 From this perspective, Wang’s later divergence from Locke inevitably affected his acceptance of Kuyperianism. Specifically, the shift to zhengjiao fēnlì has posed a critical challenge to his earlier Kuyperian imagination of the public. Alongside his increasing respect for the martyrdom tradition of Chinese house churches, hi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especially his conceptions of “the public” and the self—underwent a groundbreaking renewal. Adopting Hayek’s terminology, Wang’s early constitutionalism defines civil society as a “spontaneous order,”129 whose formation relies on two necessary elements. The first is the spontaneity of civic activity, which is evident in Wang’s persistent insistence on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he second element is a demand for heterogeneity, meaning that the order or field formed by this spontaneous civic activity must possess a mentality that in some sense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the political state, thereby becoming its constraint.130

  124. Heslam,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151.

  125. See Chapter 2, sec. 3.2.

  126. Wang Yi, “Women de wuzhi ruci zhongyao: Zaidu Hayek wenji”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再读《海耶克文 集》[Our Ignorance is So Important: Rereading Hayek’s Works Collection], in Linghun shenchu nao ziyou, 31.

  127. For example, Wang criticizes that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mainland China, ninety perc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have the following mentality in varying degrees. Instead of commenting on and building a civil society in contrast to the political state, they stand extremely strongly in the shoes of the political state and the emperor to think for them or to determine the mode of response of the people. They even asked others to stand in According to these two criteria, Wang found that such a public sphere for citizens is abs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scholar-official tradition, as noted previously, has homogenised power relations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spheres and incorporated them into a grand narrativ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through the Hua-Yi distinction and the moral ideal of inner sagehood and outer kingliness. Therefore, when Wang points out that China has always lacked a “republic body” of citizens, he is not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local or smaller associations in China; rather, he means that “there is no free men’s free community of life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bloodline, not under the rule of the imperial power.”131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ist convictions, he once defined spontaneity in terms of the Lockean concept of negative liberty, which focuses on ensuring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xceed its minimum function scope, i.e., protecting personal property.132 Civil society had become almost synonymous with commercial society,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if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ere ensured, the spontaneous order would naturally follow.133 This determined his early imagination of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e Lockean “zhengjiao fēnlí.” As noted earlier, fēnlí emphasises the difference and non-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us, while asserting that the state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human freedom in the religious sphere, it likewise exclud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hurch as a collective interfering directly with an individual’s activities in political and other public spheres. this position and think for the emperor. ‘Just think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him!’ ‘Think about it, what can Xi Jinping do?’ And so on.” Wang Yi, “Dangqian zhongguo jiating jiaohui de zhengzhi tiaozhan”, 当前中国家庭教会的政 治挑战 [The Political Challenge of Chinese House Churches today], Wang Yi wenku, 08 March 2014.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Emphasis added.

  128. Wang Yi, “Zongjiao gaige dui zhongguo wenhua de tiaozhan” 宗教改革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the Reformation to Chinese Culture], Wang Yi wenku, 12 September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宗教改革和中国文化的挑战.

  129. “Thirdly, The Supreme Power cannot take from any man any part of his Property without his own cons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being the end of government…”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Government, §138,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0. “A commercial and civil society, a self-governing space of folk, and the cre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wealth occur under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It is the property right and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that constitute the main means by which what Hayek called the ‘spontaneous order’ of human society can grow in an orderly fashion.” Wang, Xianzheng zhuyi, 95. This highlights the indirect nature of the public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as captured by Chen in Wang’s disaster relief article. It shows how Kuyperian sphere sovereignt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m, to the extent that he called the transcendental context he was trying to restore a Reformed “Christian worldview,” of which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 with its insistence on zhengjiao fēnlí, was a crucial part.134 Therefore, before the inalienable public quality of the house church was revealed, Wang had regarded the conservative-liberal intellectual circles that developed around internet forums as the epitome of the ideal republic order, believing it was the most possible place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set by the totalitarian regime.135 Although he later saw the transcendent light in the suffering members of house churches, how such a hope could go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be realised as a public order on a collective level still needed to be explained. This i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right-wing liberals who exalt individualism and distrust all collective values.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 free men is not enough to make a true republic.136 What guarantees that the collection of self- interested individuals’ activities could realise human dignity and nurture a real public order? How could the uncertainties and inequalities of the market create an optimal space for the

  131. See Chapter 2, sec. 3.2.

  132. One of Wang’s important insights is that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id not only have a narrowly political impact on language, but also intrinsically molded the Chinese people’s linguistic habits and aesthetic tast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preference for obscure expression. See Wang Yi, “Yuyan, zhengzhi he xinyang—‘Rugu shalong’ de zaixian yanjiang” 语言、政治和信仰—“如故沙龙” 的在线演讲 [Language, Politics and Faith—An Online Lecture on “RGForum”], in Linghun shenchu nao ziyou, 225. This concern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movement advocated by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Wang, however, the abandonment of the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writing is not enough; the point is to create a space that could accommodate and promote the direct expression of language. This is why, for him, academicisation in China is equal to a kind of political taming of language. “Academicisation ... creates a disconnect between us, our language, and the real world, and ultimately a loss of language.” Ibid., 231- 232. See also Chapter 2, sec. 2.1.

  133. As Michael Sandel points out, “‘a community’ cannot always be translated without loss to an ‘association’, nor an ‘attachment’ to a ‘relationship’, nor ‘sharing’ to ‘reciprocating’, nor ‘participation’ to ‘co-operation’, nor what is ‘common’ to what is ‘collective’.”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1. Although this paragraph wa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Rawlsian liberalism, its application to Chinese neoliberal case is still appropriate given the individualistic conception of the self that is presupposed in both. exchange of opinions rather than another hegemony of market elites? Before he fully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publicisa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Wang had no clear answers to these crucial questions. Echoing this ambiguity is the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civic bonds that such a conservative order can form, which was exposed in his aesthetic experience.137 The defiant writing of Chinese neoliberals still paradoxically bears the deep imprint of totalitarianism. The fear and rejection o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made it impossible to create a genuine civic bond that could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contractarian theory and build a republican life that penetrated the atomistic boundaries of individuals.138 But when his commitment to the vision of publicisation and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house church tradition grew, it beca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house churches had lived out just the “spontaneous order” that he had been so desperately seeking.139 They had become “a prototype of civil society” by adhering to the gospel and the Bible, even in their most private and sectarian moments.140 The communal witnesses of the house church reveal a common essence of life originating from the gospel. Seeing this Wang abandoned his individualist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agency and adopted a communitarian conception of self. Drawing on Michael Sandel’s communitarian thought, this shift is best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constitutive view of community,” 141 which affirms the essential role of communal attach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self-identity, to the extent that one cannot fully know who one

  134. See Chapter 2, sec. 2.

  135. Wang acknowledges that the individualistic instance he insisted on in the past was actually out of a fear of the collective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China. Wang, “Jidutu shequ shi zhege shijie de xiwang.”

  136. “Described in terms of Hayek’s theory of spontaneous ord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se church is that, in an old society, it spontaneously evolved into a new society.” Liu Tongsu and Wang Yi,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 [Observations on the Urban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aipei: Christian Arts Press, 2012), 25. “In a dishonest Chinese society, there exists only one true civil society, and that is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As a republic of tens of millions of real citizens in free association, the Church is the only real republic that exists in Chinese society.” Wang, “Dangqian zhongguo jiating jiaohui de zhengzhi tiaozhan.”

  137.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168.

  138.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150. is apart from the community to which one belongs.142 A reversal of the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pontaneous order and the free individual follows. The spontaneous order is no longer the product of the activities of (negatively) free individuals ensured by zhengjiao fēnlí; on the contrar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reedom is to be embedded in a given “spontaneous order,” and this order, according to the witness of the house church, is the martyrdom form of life established by the Word of God.143 Therefore, Liu Tongsu and Wang explain how the public significance of the publicisation maintains the form of life of the house church: In Isaiah 2, God commanded Israel to invite the nations to come together to tell of His glory. Psalm 102:21 and 22 says, “so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declared in Zion and his praise in Jerusalem when the peoples and the kingdoms assemble to worship the Lord.” Psalm 105 further calls the holy people to sing praises and “make known among the nations what he has done.” These verses show that Sunday worship in the church is cosmic, evangelical, and communal. If we, as a “church,” can only hide together to worship God, if brothers and sisters go out as “believers” to preach the gospel only after the congregation is ended,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church” disappears and “believers” come out, and if this is forced upon us, we should pray for an early end to this situation. For every huitang should be a permanent, public centre of worship for the kingdom of Christ in a city.144 It is an evangelical critical force that blossoms at the centre of the church’s worship life. The mere presence of the gospel constitutes the fiercest critique of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ituation.

  139. “Only house churches are communities that possess both internal faith and value identity as well as external life form, order, and motivation. In fact, house churches have become the prototyp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vil society.”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26.

  140. Ibid., 156. Through worship, the evangelical church proclaims to the nation the presence of God’s kingdom as the true centre of the universe, thereby posing a real threat to any attempt at the totalisation of states or societies. It was precisely the public witness that the house church made during the era of intense persecution. This demonstrates how the trajectory of Wang’s poetry writing seamlessly connected with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The postscript to Wang’s collection of poems published after his turning to praising hymns, Qiutian de wutuobang, ends with Psalm 84:6,145 and the house church is named “Early Rain.”146 It reveals that the early rain that nourish the church is the very answer to the wutuobang (utopia) of autumn. To move from lamentation to praising hymns is to move from a life of solitary aesthetics to a life of communal worship. Words fractured from meaning are reconnected to other words in the grammar that is given by God’s gospel, just as broken individuals are reconnected to live out a sacred body with other praising ones in the worshipping community called and instituted by God. That the church appears as a genuine public challenges not only totalitarian regimes, but also the modern liberal imagina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Kuyperian account of sphere sovereignty, for it transgres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national or social) and private (religion) spheres, refusing to limit the gospel to the question of personal salvation or private lives. Instead, it defines the issue of the public as on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gospel. To put it into perspective, we now return to the scene of Jesus’ trial mentioned at the end of Chapter 2. It was after turning to the zhengjiao fēnlì model that Wang began to face the great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scene of world of Jesus and that of Locke. Facing a trial unjust in both procedure and substance, Jesus never resorted to natural law or natural justice to claim his God-given

  141. Wang Yi, “Zuowei jiushu de shige shi (fu er)” 作为救赎的诗歌史(附二) [Appendix Two: Poetry History as Redemption], in Qiutian de wutuobang, 334.

  142. Psalm 84:6: “As they go through the valley of Baca, they make it a place of springs; the early rain also covers it with pools.” I cite RSV here to sho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name of ERCC more clearly. rights. He, rather, just as in his prayer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willingly surrendered his life to the unjust verdict to fulfil the will of the Father, and took the path of the cross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redemption.147 Jesus’ response profoundly challenged Wang’s early constitutionalism. From a Lockean perspective of natural law, the actions of the judges, who unjustly sought to take Jesus’ life, placed them in a state of war against the people.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people had been “left to the common Refuge, which God hath provided for all men, against Force and Violence” and regained their “original liberty.”148 Furthermore, Wang’s defence of natural law through covenant theology posits that the sanctity of God guarantees the natural justice recognised by the contract theory.149 Rather than correcting the earthly authorities to align with their heavenly mandate, Jesus submitted to a judgment that violated the constraints of divine natural law. This implies the self-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arnate Christ and the Son of creation, two roles between which Kuyper has made a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Lastly, and most essential to the theme of this chapter, Jesus’ submission broke down the imagined boundary of sphere sovereignty. He fulfilled the work of salvation through his willing journey to the cross. But this is a way that sacrifices God’s sovereignty (natural justice) over the state and the judiciary. By taking a public forum, a sphere outside the church, as the place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of the gospel and salvation, Jesus, as well as the house churches that follow this example, clearly

  143. “Any complaint about reality in the face of a world in which the Son of God died on the cross and rose again is arrogant and hubristic. … ‘I’ve had enough of this.’ ‘I can’t take it anymore.’ …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Jesus, who should have uttered these lines, prayed to the Father in tears, ‘Do your will, not mine.’ On the cross, Jesus, who should have spoken these lines, cried out to the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Wang Yi, “Moguan: Zhuangyan de xianshi” 默观:庄严的现实 [Contemplation: The Solemn Reality], in in Dasheng de moxiang 大声的默想 [Contemplation Loudly] (Hong Kong: Covenant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235-236.

  144.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Government, §221-222,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45. For example, in his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Theology,” Wang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from God’s holy covenant to human contract into four phases: God’s swear to himself, God’s covenant with human, the promise between human beings in God’s name, and the human contract without reference to God. Even in the last case, Wang insists that it still presupposes a “transcendental background” and is bound by it, because “the pursuit of a constitutional polity and the acceptance of and submission to transcendental values is a simultaneous process.” Wang Yi,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Theology: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Chinese Law & Religion Monitor 8/1 (January-June 2012): 107-112, 114-115. cross the line Kuyper draws for them in his attempt to prevent the direct influences of the national church on the state. In summary, Wang’s transition from zhengjiao fēnlí to zhengjiao fēnlì was a cruci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This implies a potential tension between his later ecclesiology and his early alignment with conservative liberalism, as well as with Kuyperian sphere sovereignty. However, to date, this transition remains a blind spot in the study of Wang’s thought, at leas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 brief review of the genealogy of English scholarship on Wang help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4. Reconstructing an Emerging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reeing the Full Range of Wang Yi’s Later Texts 4.1. The Genealogy of a Defectiv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As one of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ve studies that involve Wang’s constitutionalism, Gerda Wielander’s book published in 2013, Christian Values in Communist China,150 relies heavily on Wang’s article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Theology,”151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Chinese Law & Religion Monitor in 2012.152 However, it is in fact only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 earlier article “Zhengzhi shenxue de kenengxing: Jidujiao yu ziyou zhuyi,”153 which Wang had published on an internet forum in 2005. Therefore, her study reflects Wang’s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his conversion, rather than that at the book’s publish time, which had already undergone a transition towards zhengjiao fēnlì. This study has strongly influenced subsequent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Wang’s political and legal views. It

  146. Gerda Wielander, Christian Values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47. Wang,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Theology.”

  148. See ibid., 135-136, 139.

  149. Wang Yi, “Zhengzhi shenxue de kenengxing: Jidujiao yu ziyou zhuyi”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 主义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Theology: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Duli zhongwen bihui 独立中文笔会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07 September, 201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1209.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osted on the Guancha 观察 website in 2005, but the website is no longer accessible, so the article cited here is the re-uploaded version by Duli zhongwen bihui. influenced Chow to classify Wang as belonging to the “right defence” model of Chinese neo- Calvinists.154 Starr’s understanding of Wang’s constitutional writing, which is regarded as a distinct genre to a certain degree in conflict with his two-kingdom ecclesiology, also took it as the main reference.155 Although Wielander’s book is not directly quoted, Lian Xi’s,156 Bai Yucheng’s, 157 and Zhao Wenjuan’s158 studies on Wang are clear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ative paradigm established by these earlier studies.159 Based on this interpretive paradigm, Bai argues that Wang oscillates between the dissident traditions of the house church and American rightist liberalism.160 And Zhao’s critique of this early liberal framework even places Wang’s later ecclesiological discourses exclusively within it.161 The neglect of the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in Wang’s works is also evident among his Kuyperian proponents. Chen’s Kuyperian understanding of Wang’s account of missionary and cultural mandates is mostly based on an article o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2008.162 And when he attempts to read this back into the ecclesiology in the “Ninety-five Theses,” the subtle but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Kuyperianism and Wang’s mature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public disappear.163 Jung’s case is somewhat special. He indeed

  150. Alexander Chow, “Calvinist Public Theology in Urban China To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8/2 (2014), 166n22; and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101-105.

  151.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n11.

  152. Lian Xi, “‘Cultural Christians’ and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0/1 (May 2013), 70–87.

  153. Bai Yucheng,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Wang Yi’s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ristian Social Activism and Rule of Law in Chinese Societies, eds. Yang Fenggang and Chris White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267-288.

  154. Zhao Wenjuan,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Protestant Church-State Relations,”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33/2 (October 2019), 1-31.

  155.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se three scholars share a background at Duke Divinity School.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this has influenced them to some extent in adopting a Hauerwasian or Hauerwasian-like approach, criticising Wang’s conservative-liberal political theology from a perspective that emphasises the rural and martyrdom tradi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 This critical perspective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sis’s engagement with Hauerwasian theology in Chapters 5 and 6.

  156. Bai,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Wang Yi’s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ristian Social Activism and Rule of Law in Chinese Societies, eds. Yang Fenggang and Chris White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276.

  157. Zhao, “Being a Protestant Church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13n35.

  158. See Chen, “The Church as Organism”, 240-257.

  159. “Wang often invokes the language of two kingdoms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ir respective authorities, in a way that is equivalent to Kuyper’s sphere sovereignty.” Chen, “The Church as notices Wang’s distinction between zhengjiao fēnlí and zhengjiao fēnlì, and, as far as I know, he is currently the only researcher to have pointed it out. However, due possibly to unfamiliarity with Wang’s early Lockean inheritance, he mistakenly assumes that zhengjiao fēnlì has been Wang’s consistent posi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Consequently, he fails to notice that Wang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fēnlí to fēnlì and tries forcibly to place the later model into the framework of Kuyperian sphere sovereignty, despi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164 For instance, when explaining the content of zhengjiao fēnlì, he cites an 2007 article of Wang, which claims that “both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law of God” because “all authority on earth is from God.”165 This is presented as an evidence of the “similarity” between Wang’s zhengjiao fēnlì and Kuyper’s sphere sovereignty.166 However, the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Wang’s gospel-centered account of the public in conflict with the Kuyperian natural law approach, is excluded in such readings. The misguided connection made by Wang’s Kuyperian defenders, as well as some of his critics, between Wang’s early constitutional writing and his later ecclesiology reveals that the zhengjiao fēnlí characteristic of Wang’s early writing and the self-criticism implied in his later shift have been widely overlooked. This blind spot contributes to underestimating the critical force against American liberalism that he has in common with the Anabaptists like Hauerwas. 4.2. The Gospel Revolt: Martin Luther and John Calvin Kiss Each Other After reviewing the inheritance of an inadequat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his section interacts with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It will expose why the criticisms of Organism”, 242n932. In this note, Chen refers to the 2008 article, but at the end of the footnote he suggests that readers should also refer to Wang’s “Ninety-Five Theses” and Starr’s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160.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27.

  161. Ibid., 228. Citing here, Wang Yi, “Fandui tongxinglian hunyin weibei ‘zhengjiao fēnlí’ ma?” 反对同性恋婚 姻违背“政教分离”吗? [Does Opposition to Gay Marriage Violat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Wang Yi Wenku, 5 September 200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吗.

  162.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28. the American liberal characteristics of Wang’s ecclesiology are untenable. To clarify, my intention is not to argue that Kuyperianism or the broader neo-Calvinism was rejected or abandoned as a whole by Wang in his later years. His Reformed denominational identity remained steadfast. In 2018, he continued to use the term “worldview” to describe Christianity.167 However, his understanding,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o-Calvinism were not uncritical. Wang has referred to other denominational traditions to show the potential shortcomings of Reformed theology and provide resources for revision. The revision is gradual despite some observable essential turning points, such as the shift to the zhengjiao fēnlí model. Sometimes, it may even generate suspicion of self-contradiction. However, this inconsistency is not merely a change of tone or a rhetorical strategy that oscillates between different audiences, as Jung, Starr, and Bai have argued.168 Martyrdom ecclesiology provides the reflective resources on neo-Calvinism. Its development reached maturity especially in the final three years before Wang’s arrest, from 2016 to 2018. During this period, alongside the martyrdom- themed series of sermons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and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most evident in the 2018 publication Fuyin de zhengbian (福音的政变 The Gospel Revolt), which presented his most up-to-date thoughts on the Reformation.169 Fuyin de zhengbian signifies Wang’s attempt to re-root Reformed theology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reflecting his lat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neo-Calvinism and American conservative liberalism. The reflection on the former mainly focuses on two interrelated aspects. The first is its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haracter. Wang defines the essence of the Reformation as “the rediscovery of the gospel.”170 Luther’s rediscovery is

  163. See, for example, Wang Yi, “Jiaohuilun yu fuyin yundong (San)” 教会论与福音运动(三) [Ecclesiology and the Evangelical Movement (Part Three)], Wang Yi wenku, 29 November 2018.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164.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222;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ed Church”; and Bai,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268, 276.

  165. Wang Yi, Fuyin de zhengbian: Zongjiao gaige chensi lu 福音的政变:宗教改革沉思录 [The Gospel Revolt: Meditation of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ong Kong: Covenant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166. Ibid., 59. described as “half seawater, half flame.”171 The seawater refers to hi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inspi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ominalism, and the fire to a pietistic tradition influenced by the mystics.172 As for Calvin,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his rediscovery was to achieve a “ration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mystery.”173 Wang suggests that while more philosophical than Luther, Calvin had still absorbed the pietistic trad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ernard of Clairvaux.174 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nevertheless, led to a tendency to objectify the faithful knowledge. Among many Calvinist successors, the “tension derived from humility and awe toward God’s transcendent existence” present in Calvin’s epistemology was weakened.175 As Wang describes, “when they spoke of the mysteries of God’s creation and election, it was as if they were discussing the lives of their neighbours observed in the garden next door.”176 This became the place where Wang, after his “obsession with Calvinism, began to reflect between ecstasy and tranquillity.”177 Wang’s reflection here is based on a gospel-centred “reversal of self-understanding,”178 which in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pers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newal of emotions, thoughts, and actions. He points out that the crisis of Calvinists lies in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priority of correct conceptions. This prevents Christians from the biblical power to confront their will and emotions, “too quickly transforming the spiritual impact of the sadness, sorrow, or deep despair of the poems into a series of propositions.”179 Taking the doctrine of “total depravity” as an example, he writes that “total depravity is just a doctrine to

  167. Ibid., 133.

  168. Ibid.

  169. Ibid., 134.

  170. Ibid.

  171. Ibid., 38.

  172. Ibid., 39.

  173. Ibid., 135.

  174. Ibid., 111.

  175. Ibid., 61. them, not a heartfelt lament. Unless they lament, they cannot hear ... the terrifying yet sweet gospel.”180 This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st-June Fourth background explo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thesis in interpreting Wang’s theology. In his reflection on the highly propositional Reformed theology, the traces of the tension between Wang’s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and his poetic writing before his conversion reemerge. His profound question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Gospel reflects the spiritual self-interrogation inherited from Liu Xiaobo and carried on by post-June Fourth intellectuals, as well as their consciousness of the darkness of humanity. This sensibility has led him to realise that the critical force of Reformed doctrines must first be aimed at the self. Otherwise, Reformed Christians “will be plunged into the deepest cognitive dissonance of the self in human history.”181 He cit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tale, “She Gong hao long” (叶公好龙 She Gong loved Dragon). The story describes an ancient man called She Gong who loved dragons so much that his home was all decorated with images of dragons. One day, when the real dragon came to visit him, he was frightened out of his mind.182 For Wang, it is also the problem of the objectively propositional faith, toward which Reformed theology has a strong tendency. As a response, he quotes a well-known saying in Chinese house churches,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pinions,” to re-establish a foundation for Reformed theology on Luther’s theologia crucis.183 In fact, even prior to the time when Wang composed Fuyin de zhengbian, Luther had already exerted a discernible influence on him. As Starr observes, although the ERCC’s 2015 Ninety-Five Theses does not aim at a “detailed comparison with Luther’s theology,” both its

  176. Ibid., 14.

  177. Ibid., 114.

  178. Ibid., Chapter 6. form and content clearly attempt to re-root the church’s “analysi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ts rejec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excoriation of the state-registered church” within a tradition marked by “Luther’s life and action at a time of great turbulence in church life.”184 Luther was esteemed as a paradigm of religious freedom of conscience. Furthermore, in developing their own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system, Wang and the ERCC critically inherited Luther’s doctrine of the two kingdoms and his educational theories.185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Fuyin de zhengbian in 2017 that Wang’s more comprehensive, mature, and detailed reflection on and absorption of Lutheran theology came to the fore. In Fuyin de Zhengbian, Wang upholds a Lutheran, forensic understanding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186 However, this understanding does not remain at the level of being merely satisfied with exemption from the punishment of God’s wrath. Rather, centred on the cross, it is reformulated as existing in a paradoxical, simultane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fe of sanctification. He claims that the gospel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necessarily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 of faith in the depths of the soul.” This sense of revolution is linked to the characteristic “spiritual anxiety” found in Luther’s faith, which at the same time resonates with the profound self-suspicion and grief consciousness of the post-June Fourth generation. As Wang describes: Martin Luther possessed a typical and intense late medieval anxiety of the soul. At times, I resent myself for not having a comparable degree of anxiety… For my suffering lacks depth; my tears are few and intermittent, insufficient to make the bed float. My despair,

  179. Starr, “Wang Yi and the 95 Theses.”

  180. See Chapter 7, sec. 1.1.

  181. “Righteousness is ‘imputed’ to us through Christ’s substitution, rather than ‘infused’ into us. This me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alistic mindset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stern Church) that ‘justification’ is a judicial pronouncement concerning a person’s legal standing before the eternal and supreme God.”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126. even when amplified by exaggerated rhetoric, cannot match the echo between abyss and abyss.187 Corresponding to this Lutheran depth of anxiety and grief, the grace of the cross is understood as an all-encompassing impact upon the whole person.188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gospel’s impact implies that this spiritual revolution necessarily gives rise to a new, communal form of life. At this point, Wang explicitly appeals to Luther, anchoring the origin of the church i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189 This form of life, so marked, signifies “placing the crucified Christ, as Martin Luther did, at the centre of the entire night sky of faith.”190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Wang interprets Luther’s sola gratia, sola fide, and sola scriptura within a normative framework shaped by a theology of the cross—one that emphasises how the gospel of Christ radically overturns and reconstitutes the whole person. Two members of the ERCC have confided to me that, beginning in 2017, to mark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ation, the church began encouraging members to rea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erhard O. Forde’s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 published that year.191 Given the temporal overlap, it

  182. Ibid., 67.

  183. “Jesus’s teaching method could also be described as a form of shocking education... dedicated to stirring and challenging his listeners’ emotions, and striking at their will. ...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he often used parables rather than stating propositions directly. Indeed, this is why he became incarnate—to inscribe the Word upon human hearts, rather than merely writing it with his own hand upon stone tablets. ... If the Word cannot strike at people’s emotions and shake their wills through its manner of delivery, it will not truly penetrate their minds. ... Martin Luther’s critique of medieval scholasticism was precisely a rejection of the tendency to place ‘correct thought’ above emotion and the will.” Ibid., 60-61. On how Luther’s justification entails “the creation of a new heart,” and how his use of the term “heart” signifies “the orientation of all human affects,” which “govern the will and action,” see Bernd Wannenwetsch, “A Love Formed by Faith: Relating Theological Virtues in Augustine and Luther,” in The Authority of the Gospel: Explorations in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logy in Honor of Oliver O'Donovan, eds. Robert Song and Brent Waters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15), 22-25.

  184. “‘Where was the church before Martin Luther?’ Luther’s answer was: ‘In the Gospel.’ Thus, in the German regions, when those who rediscovered the Gospel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gathered together to preach the Gospel, worship God, and administer baptism and the Lord’s Supper, they came to be known as ‘evangelical’ churches.” Ibid., 148.

  185. Ibid., 47-48.

  186. Gerhard O. Forde, Lun zuo shijia shenxue jia 论做十架神学家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 trans. Ren Chuanlong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is almost certain that Forde’s work exerted influences on Wang’s martyrdom- and gospel- centred discourse during his final two years prior to imprisonment.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this thesis is Forde’s connecting of Luther’s theologia crucis to a martyrdom-oriented way of life, which readily explains why Wang—who sought to integrate the house church tradition with Reformation heritage—would be drawn to this Lutheran theological approach.192 Moreover, Forde’s positioning of theologia crucis and theologia gloriae at a level of the life of action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ological theory clearly influenced Wang’s elevation of the statement that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pinions.”193 As Wang writes: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think; it’s how you think and express that counts. For example, that you are thinking on your kne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you are thinking standing up. That you cry when you think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degree of logical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you think. That your opinion leads to your lo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your opinion leads to your gain. It even means that sometimes your brokenness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wholeness; your silence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words; your weeping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eloquence.194 Bookstore, 2017). For the original version, see Gerhard O. Forde,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7).

  187.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the claim here is that it is only through suffering and the cross that sinners can see and come to know God. So theologians of the cross must be able to speak honestly and forthrightly, to ‘say what a thing is.’ This suffering is from God and it is good. That is the deepest reason why we call the Friday of the crucifixion good.” Ibid., 86.

  188. “Our temptation is always to change the subject. In this case the blame is switched from us to theology. The assumption is that we can more or less easily escape the error described by just disavowing the theology. ‘Call evil good and good evil? Who? Me? No way! I don’t hold with the theology of glory!’ So the matter is settled - supposedly. Yet we have seen all along in the preceding theses and their proofs how we actually do get drawn into calling evil good and good evil. The theologian is the culprit here, not the theology as such. The theologian is always the acting subject, indeed, the ultimate reason why the theology comes out as it does. The point here is that the theologian of glory is impelled to act in a certain way. We can even say that over against the cross all theologize as they must. This is the outcome of the great divide. Faulty seeing leads inexorably to false speaking. The cross, as Luther could put it, finds us out (Crux probat omnia).” Ibid., 81. Emphasis added. Here we can even observe how Forde’s ex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logia gloriae and false speaking may resonate with Wang’s perspective in poetics, which regards faith as the bestowal of a pure language. See Chapter 2, sec. 3.1. The theological weight Wang places on the pursuit of a “pure language” becomes all the more intelligible and compelling when read against Wang’s biographical formation within a culture shaped by lies. See Chapter 1, sec.1.2.

  189.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47. This quotation illuminates the present dialogue with Hauerwasianism. It echoes Hauerwas’s emphasis on “how we speak” over “what we speak.”195 Furthermore, this concern for the holistic life of the believer reinforces the emphasis on the martyrdom form of Christian life, as was previously underlin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and the life essence of the house church.196 As Hauerwas argues, martyrdom as a response of imitating Christ expands the moral imagination of Christians, freeing them from the misleading dilemma of either watching evil succeed or using violence against evil.197 His exposition of martyrdom is crucial to our current dialogue in two aspects. Firstly, he emphasises the key role of narrative in this empowerment of ethical choice,198 and for him, narrative is a concept that is essentially linked to community. 199 Influenced by communitarianism, Hauerwas adopts a spatial metaphor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agency. The communitarian Charles Taylor famously proposes that the self in the moral space depends on two things to establish its sense of direction: the “framework”200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self. The framework is provided by our “strong evaluation” of things, which recognises the “incomparabl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 that exists between different goods.201 A framework is like a map of moral space, but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direction, one still needs to know one’s

  190. See, Stanley Hauerwas, “Foreword,” in Heresies and How to Avoid Them: Why It Matters What Christians Believe, eds. Ben Quash and Michael Ward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7), ix-xi. In this brief foreword, Hauerwas begins by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how we speak to Christian witness and links it to the liturgical practices of prayer and the church. Then, he mentions how orthodox doctrine itself can be used for self-protection and self-justification, and thus depart from the gospel. Finally, he points out that real orthodoxy requires believers to learn not to talk too much, to learn to be silent on things they should not explain, and commit them to deliver prayers. This is consistent not only with Wang’s view of the gospel as essentially connected to the worship of the church as a practice of martyrdom, but also with his teaching on silence. “What we need to learn is not to talk where we should shut up. Similarly, we need to learn not to talk too much, and how not to be too precise where we need to be vague. ... Stay mysterious where there is mystery.”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137.

  191. Chapter 3, sec.2.

  192. Stanley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124-128.

  193. Ibid., 125.

  194. See Stanle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9-35.

  195.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23.

  196. Ibid., 20-21. position on the map, that i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elf and the landmarks. This means that the self must consider “where we stand in relation to them (the recognised values)” to be of crucial importance.202 Both of them necessarily depend on narratives. As he argues: “[S]tories give us an understanding of life, people, and what happens to them which is peculiar (i.e., distinct from what other forms, like work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can give us), and also unsubstitutable.”203 In line with this, Hauerwas, in emphasising the formative role of narrative in the community of disciples, points out that it “provides a way to locate ourselves in relation to others, our society, and the universe.”204 Hauerwas also praises Taylor’s defence of the ad hominem model of moral reasoning, which views moral judgments and arguments as inseparable from the strong evaluation of the self, and argues that this entails the centrality of narrative in moral reasoning.205 Wang, while not elevating narrative and virtue to the same extent as Hauerwas, as mentioned before, embraces a communitari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mbedded self. In doing so, he aligns with Hauerwas in providing a critical challenge to the contemporary liberal conception of the self, which Sandel characterises as “unencumbered.”206 Secondly, the narrative character of the church also means that its non-violent form of life is externally given. Martyrdom is not “an ethical stance about which they want to be consistent, a set of rules they want to be sure not to break; but a gracious privilege which they want to share.”207 Wang has the same awareness of the externally given nature of martyrdom. As he writes:

  197. Ibid., 42. Parenthesis added.

  198. Charles Taylor, The Language Animal: The Full Shape of the Human Linguistic Capacit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91.

  199.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148.

  200. Stanley Hauerwas, The Work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15), 14-15, 21.

  201. Michael Sandel, “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 Political Theory 12/1 (1984), 81- 96.

  202. John Howard Yoder, “‘What Would You Do If?’: An Exercise in Situation Ethics,”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1 (Fall 1974), 100-101. Cited in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127. So, do I long to die for the Lord? Do I long to die for the gospel? I know that I have an intense longing within me, as Paul said, “I desire to be poured out.” But I also know that I am not willing within myself. An unwilling force always exists within the willingness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me. This makes me realise that my willingness does not come from myself.208 Such self-awareness resonates with Wang’s discussion of “humble.” As noted in Chapter 2, Liu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ntellectual and moral arrogance, most fully articulated in Confucianism. The radical awareness of “not belonging to myself,” as revealed in the quotation marks, is the most critical divergence between him and Liu in their spiritual self-interrogations. The latter ultimately sought refuge in liberal theology, placing hope in the noblest elements of the inner self —a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that the reality of sin had not completely corrupted. However, Wang found that humility must come from “a completely inverted self-understanding in the gospel.”209 He notes that “a humble person is one who hates his own unhumbleness.”210 This tension is also present in Hauerwas and Yoder’s description of martyrdom as a “gracious privilege.” On this basis, Wang’s embrace of the Reformation doctrine of total depravity has been elevated to a level higher than human religiosity. “The Gospel shattered people’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t shattered the usury of morality and the even greater greed within our hearts.”211 This means that the peaceable new life of the church is absolutely a gift. As Hauerwas suggests, “Christian community is formed by a story that enables its members to trust 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 as the very sign of the forgiving character of God’s Kingdom.”212 Even in the practice of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Christians still see themselves solely as those

  203.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124.

  204. Ibid., 111.

  205. Ibid., 112.

  206. Ibid., 88.

  207.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50. who have been forgiven. From this arose the faithful disobedience of the church and its irreducible difference from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or civil disobedience. Therefore, Wang declares: Outside of Christ’s cross, humanity cannot learn what it means to be a humble dissident anywhere else. This includes “non-violent resistance.” Non-violence means that the dissident is prepared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resistance. In most cases, however, dissent means that the dissident is prepared to let the person being opposed bear the consequences. Therefore,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already a very high moral standard, but it is insufficient to reflect the inversion found in the Gospel. Because non-violence does not mean humility. A non-violent dissident does not truly respect the person they oppose. Non-violent dissidents have indeed prepared themselves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n-violence and the cross lies in the fact that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prepared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sake of the dissent itself” not “for the sake of loving the person they resist.”213 Wang believes that Paul’s statement, “value others above yourselves” (Philippians 2:3), provides the most simple but practical definition of humility.214 Christians in faithful disobedience are aware that the evil of those they oppose is no greater than their own darkness. But this does not deprive them of the disobedient agency. For the source of empowerment does not lie within themselves, as Liu believes, but is an incomprehensible yet real gift that has come upon them. This rather strengthens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dissidents, because the day Peter completely failed and denied his Lord was precisely the day the Gospel triumphed over the world through an unjust trial.215 All human limitations and failures cannot diminish the

  208. Ibid., 117-118.

  209.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111.

  210. See Wang Yi, “Shenpan (Tai 26:57-75)” 审判(太26:57-75)[Trial (Matthew 26:57-75)], Wang Yi wenku, 5 November 2017. https://www.wangyilibrary.com. urgency of the command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Romans 12:2), nor can they cause disciples to lose hope. “Value others above yourselves” requires that the faithful disobedience of house churches come from a sincere respect and lov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fter thoroughly rejecting and despairing of Chinese culture,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thnicity, the “patriotic” (爱国 aiguo) was surprisingly revived as a significant theme of Wang’s faithful contemplation.216 We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Wang’s account of the patriotic, which will further help us recognise the concern for locality that he shares with Hauerwas. In sum, Fuyin de zhengbia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ulmination of Wang’s efforts to reestablish his Calvinist doctrines and the public meaning of the martyrdom practices of ERCC on the common ground of Luther’s theologia crucis. His embrace of the Calvinist doctrines of grace, selection, and God’s sovereignty critically distances itself from the dubious triumphalism of the Western liberal-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and re-anchored it in the Lutheran simple focus on the way of the cross. Only with this perspective can we seriously consider Wang’s statement in custody in 2018 that his intention is not to change laws or institutions in China but only “to testify about another world.”217 This is a voice that has been suppressed under the dominant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hat I deconstruct in this chapter. 4.3. The Misunderstood Zhengbian, the Distorted Gospel Fuyin de zhengbian has garnered attention from some researchers affiliated with Wang.218 Nevertheless, its application has predominantly served to bolster arguments that oppose a

  211. Wang Yi, “Moxiang aiguo” 默想爱国 [Contemplating the Patriotic], in Dasheng de moxiang, 78-85. I translate aiguo as “the patriotic” here to reflec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iguo and aiguo zhuyi (爱国主义 patriotism) that Wang makes in the book.

  212. Wang Yi, “My Declaration of Faithful Disobedience,” in Wang Yi et al., Faithful Disobedience, 223.

  213. See Bai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274, 278-279; Zhao Wenjuan, “Shaping the Role of the Church as Transformer of Society: Exploring 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formativ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Christianity 6 (2023), 6n3. Although Jung does not directly refer to the book, he cites from a chapter of it online. Jung, “Costly Kuyperianism,” 185n14. fundamental theme of the book: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neo-Calvin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Zhao presents this book as a crystallisation of Wang’s attempt to transplant the model that Reformed theology shaped Western society onto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219 Her understanding of Wang’s ecclesiology, however, still remains confined to the old framework of Wang’s early constitutionalist discourse. She criticises Wang’s ecclesiology for proposing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hat runs counter to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s quietism, “thereby stripping away the theology of the church as a mission shaped by the gospel to the world.”220 The gospel-centered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 reflected in Fuyin de zhengbian and its criticism of liberalism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atten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Wang has explicitly described the church as “sociological.” For example, with Liu Tongsu, he suggests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Christian’ was a sociological term, not a theological concept.”221 However, Wang’s use of the term “sociological” does not follow the modern sociological approach that Ernst Troeltsch’s church-sect typology has taken, as criticised by Zhao, but rather the opposite.222 As Zhao points out, the latter approach takes a universalistic definition of the church. It assumes that only faith communities oriented toward the “social end” can properly be called a church.223 Liu and Wang, on the contrary, use the term to highlight the locality of the church in accordance to their mission of church building.224 Their belief that “‘Christian’ is a concept related to the local church, a term used by Gentiles to refer to members of an unprecedented new community known as ‘the church’”225 in many

  214. Zhao, “Shaping the Role of the Church as Transformer of Society,” 6.

  215. Zhao Wenjuan, “The Church as an Alternative Polis: Revisiting the Ecclesiology of Wang Mingdao,”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37/1 (April 2023), 59.

  216.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145.

  217. For Troeltsch’s typology, see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1).

  218. Zhao, “The Church as an Alternative Polis,” 58.

  219. See Chapter 3, sec. 2.2.

  220. Liu and Wang, Guankan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jiaohui, 146. ways resembles Hauerwas’s emphasis on the church as a visible institution with “budgets, buildings, parking lots, potluck dinners, heated debates about who should be the next pastor.”226 In response to James Gustafson’s criticism, Hauerwas refused to place his ecclesiology under Troeltsch’s typology and be defined as “sectarian.”227 He clarifies that, for him, “[i]nsofar as the church can reclaim its integrity as a community of virtue, it can be of great service in liberal societies.”228 He then lists a seri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at he has written about, which extend far beyond the church’s own institutional affairs.229 His response shows that whether the church lives as an alternative polis cannot be defined by superficial “sociological” scales, i.e., whether the church attempts to participate in a liberal society and support its functioning or withdraw from it. Rather, this is primarily a linguistic issue concerning whether the church understands the non-enclosed language that makes this community a community. And in Hauerwas’s ecclesiology, learning this languag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particular narrative, “the story of Jesus as a social ethic,” that the church has received from God.230 These remind us of Wang’s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231 and how,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gospel itself reconciles the inwardness of traditional house churches with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dvocated by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This offers us an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for approaching the theme of the next chapter: the postliberal cultural-linguistic theological approach adopted by both Wang and Hauerwas. In his 2021 article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Bai’s citation of Fuyin de zhengbian in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Wang’s theology contains a “clear bias” for the “American Christian

  221.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107.

  222. Ibid.

  223. Ibid.

  224.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40-44.

  225. See my analysis of Wang’s poetry in Chapter 2, sec. 3.1. right.”232 He particularly quotes Wang’s statement that if he has to choose between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he “would have voted for him (Trump) without question.”233 Bai explains that Trump represents, for Wang, “a much better guardian of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than Democrats.” 234 Therefore, despite Wang’s criticism of the Trump phenomenon, Bai believes this criticism is directed only at the lack of “spiritual richness” in Trump’s political agenda. This is in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American Christian right and has made Wang “silent on common Christian criticisms against the American right, such as its uncritical association with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its subjugation of Christian ideals under political agenda.”235 However, the above interpretation almost completely reverses the meaning of Wang’s text.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text, before Wang states his intention to vote for Trump, he notes that Trump represents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and national religion,” which is not “ancient evangelical faith.”236 And after expressing his voting intention, he immediately writes again: My criticism is not directed at him (Trump) personally, but at the Christian right ... who are unaware of the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cient gospel and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They are also unaware that, 500 years after the Reformation, God is doing something big to separate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Gospel of America,” just as water in the air is separated from water below the air.23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tyrdom as the church’s life essence, Wang launched a fierce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church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points out that American evangelical churches are not fulfilling their spiritual responsibilities,

  226. Bai,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274, 278.

  227.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100. Cited in Bai, “One Foot above Liberalism,” 278. Parenthesis added.

  228. Ibid., 278.

  229. Ibid., 278-279.

  230.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100.

  231. Ibid. but instead pinning their hopes on an unqualified “Martin Luther” entering the White House,238 which he described as an “overrealised eschatology.”239 Trump’s rise to power was a disastrous shift for the church, as Trump irritated the entire society in a manner that was “completely opposite to the way Jesus offended everyone in society.”240 By contrasting Luther’s theologia crucis with Trump, Wang unreservedly points out that “the ‘reformation’ initiated by Trump from the White House is a theology without the cross, a Christianity that has betrayed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ts continuous failure in the United States.”241 The church has become a politician, pinning its hopes on a “Martin Luther with a sword.”242 Wang asserts that such struggles will ultimately be futile, merely reflecting that Christians “remain attached to the irretrievable ‘Christendom’ and live in an anti-cross illusion.”243 For Wang, the Trump phenomenon is actually the eruption of a long-standing problem within American Christianity: The church expects to “live a life better than that of God’s son,” and thus has lost “the gospel of the cross.”244 Thi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church's assimilation into modern consumerism. He mentions that once when he unintentionally touched the wrist of a person on a plane, although he immediately apologised, that person reacted “as if it was a serious offence, second only to a massacre.”245 He believes that this incident does not actually reflect a cultural clash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ut rather “a clash between classical Christian culture and modern consumer culture.”246 Influenced by this culture of “not being able to tolerate any inconvenience,” the church eventually launched a “pseudo-Reformation”

  232. Ibid.

  233. Ibid., 94-95.

  234. Ibid., 95.

  235. Ibid., 95-96.

  236. Ibid., 99.

  237. Ibid., 98.

  238. Ibid., 92.

  239. Ibid. that completely excluded the cross.247 Taking this as a lesson, he calls on the church to return to the way of the cross, to endure the inconveniences that mainstream modern culture and politics bring to Christians, and to become “a non-mainstream mainstream and a non-political politics.”248 And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insistence on the “presence of the Gospel,” not for ruling or changing society, but for the sake of witness.249 The contemporary church needs a real “Martin Luther on the road to exile.”250 Therefore, Trump’s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American citizens is undoubtedly not the reason determining Wang’s voting intention. As for the real reason, he does not explain.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Wang voted for Trump because he believed it wa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Readers may challenge the accuracy of his realistic judgment. But it is clear that Wang is by no means, as Bai claims, an advocate of Christianity as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On the contrary, it is where he strongly criticises the American evangelical church. Trump’s rise to power shows that the churches have betrayed the gospel, losing th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to suffer for it. They have picked up swords to protect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word of God. From this perspective, Wang’s criticism implicitly suggests that American evangelical churches are engaging in practices analogous to those of the TSPM in China, which are precisely what the “Ninety-Five Theses” of the ERCC vehemently opposes. Again, one can see how Wang’s criticism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and the Trump phenomenon aligns with many of Hauerwas’s beliefs, including the notion that the church must become a countercultural community of witness and an alternative polis.251 Furthermore, this reveals that Wang, who strongly identifies with Puritanism, may paradoxically agree with

  240. Ibid., 93.

  241. Ibid. 99.

  242. Ibid.

  243. Ibid., 101.

  244. For Hauerwas’s theology of witness, see Stanley Hauerwas, Approaching the End: Eschat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hurch, Politics, and Lif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3), 37-63. Hauerwas’s critiq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American Christianity and Puritanism.252 Hauerwas’s critique of Puritanism lies precisely in their abandonment of the life of truth and the way of the cross in confessional struggles, as Bonhoeffer criticised it as an endeavour “to forgo the final suffering to be able to serve God in quietness and peace.”253 Wang’s Puritan identity is also based on the early Puritans’ nonconformist tradition, which persisted in speaking the truth despite persecution.254 In his 2025 doctoral thesis, Bai revised his earlier assessment of Wang.255 He recognised Wang’s “harsher criticism”256 of Trump and further contended that “Wang Yi went against not only his earlier view, wherein he considered Reformed Christianity a necessary component to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257 Bai’s critical focus consequently shifted from the conservative- liberal characteristics of Wang’s theology towards the latter’s absorption of “Van Til’s narrow view of truth,” which “left little room to interpret his position as anything other than rejecting all ethical and intellectual common ground between his branch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258 Bai’s later critique clearly reflects a widespread concern among Chinese theologians regarding the “presuppositionism” of Westminsterian neo-Calvinism. which, according to Bai’s definition, “tends to downplay the value of natural law or any such universal morality, and instead prefers to predicate all moral standards upon Biblical theology in line with rigorous Calvinism.”259 This denomination-centric presuppositionism is widely regarded

  245. For Hauerwas’s tracing of the Puritan root of the problematic “Christian” America, see Stanley Hauerwas, “A Christian Critique of Christian America,” Nomos 30 (1988), 110-133.

  246. Hauerwas, Performing the Faith, 58. Citing here, Dietrich Bonhoeffer, No Rusty Sword, trans. Edwin Robertson and John Bowde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102.

  247. See Wang Yi, “Tradition of the House Church in China: Nonconformist,” in Wang Yi et al., Faithful Disobedience, 39-44; and Wang Yi, Beifu shijia: Zhongguo jiating jiaohui shi 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 [Bearing the Cross: A History of the House Church in China] (2020), 177-178. In addition, for Yoder’s nonconformist theology, see,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39, 96, 196-197.

  248. Bai Yucheng, “American City on a Chinese Hill: American Fundam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 PhD diss. (Duke University, 2025), 242.

  249. Ibid., 243.

  250. Ibid.

  251. Ibid., 244.

  252. Ibid., 49. as a threat to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o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freedom and justice, alongside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 Partly in response to the concerns regarding catholicity and universalism addressed above,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 postliberal t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herent in Wang’s thought; this characteristic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Wang’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ropositional, “philosophical” Calvinists, in which Van Til is regarded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approach.260 This characteristic, yet to be fully grasped by its Sino-theological critics, harbours profound socio-political critical potential. This critical force not only empowers the house church’s radical but peaceful resistance to China’s totalitarian politics but also deepens th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ission of publicisation in criticising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reby addressing the concerns raised by Sino-theological scholars. The dialogue with Hauerwas, a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postliberal theology who is sometimes invoked to question Wang’s American conservative-liberal tendency, undoubtedly paves the way for this exploration.

  253. Wang, Fuyin de zhengbian, 45-64.